徐超:“学外之学”与创新思维
徐超,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徐超教授出版的主要著作
徐超教授捐赠给文学院图书馆的图书
徐超教授为博士生讲课
徐超教授给文学院举办的硕士课程班学员讲授古文字学
自刻仿汉瓦印“永受嘉福”
为山东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题写的金文“正心术、敦品行、明论理、知大体”
引言
“学外之学”和创新思维,是我长期以来思考的话题。促使我思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从近处说,是因为近十年来的形势。往远处说,就是“钱学森之问”。
从近处说,第一,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明确提出“推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指示以来,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第二,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新质生产力”,最近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强调,“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作为新质生产力中的人,创新思维当然十分重要。
第三,教育现状中尚存弊端。世界上没有一个相同的脑袋,从这个角度说,富有个性的创造应该是人的本能,但由于“习得”往往靠模仿,所以人的创造性本能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扼杀了。
第四,新文科理论与实践的热议。近日我看到徐飞先生有一篇论述新文科的文章(《新文科“新”在哪里》,2024年2月28日《湖南日报》),它引用了美国最负盛名的管理学大师托马斯·彼得斯令人震撼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要么创新,要么死亡”。由此我想到世界各国愈演愈烈的高科技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愈演愈烈的高科技封锁,因而觉得,创新对我们国家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
鉴于上述种种情势,再加上一个“往远处说”,就想把我关于“学外之学”与创新思维的一些思考,与各位作一个简单的交流,希望得到各位指教。
从我退休以后做的一些事谈起。我说的这些事,主要是指偏向于“学外之学”或“学外之事”的那种。我的思路是,让大家看看我做的这些事,是不是有点儿特色,再进一步探讨一下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的问题。
我退休以后做的一些事
为什么先说退休以后的事?因为退休以后做事,大家可能有些宽容,对含金量的要求不那么高,因此可以少遭诟病。时间,从最近往前倒过来说。
(1)“斯文在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型图文展览。这个展览,我从2023年第一天做起,一个人(装裱除外),8个月,做出展品600多个版面,分9个专题。我希望观者不光是欣赏到展品的表层表象,更希望能透过表层表象,看到其背后的文化,背后的设计理念,背后的创意。比如展品设计,因为要求展品轻便、经济和多用,就选用了亚克力板,把它做成线装书的形式,其单页可用于墙壁补白,整体或部分可用于专题展览(“线装书”每一页的上端有二孔以便悬挂或固定),平时则可以装订为“线装书”翻阅(右侧四孔穿线装订,左侧“书口”注明所载内容),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展品形式。(详细情况请参看《山东大学报》的报道)(2)“迎春微型书法展”。春节前做成展品10块版面、9个专题,收微型作品近50件,裁纸、设计、想词、书写、装裱,皆一人之力。这里也简单说一下设计理念,如第一版面,最上面悬挂的是写有五种金文“福”字的灯笼。“灯”谐音“登”,五个灯笼连挂,寓意“五福连登”。第二版面的“五育并圆”,最上面是金文“德智体美劳”五字为“五育”。为什么加上“劳”?因为我认为,劳动是获取智慧、获取创新思维的源泉,同时也能培养艰苦奋斗的品质。中间是金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创造”,前五个词出自《礼记》的《中庸》篇,第六个词“创造”是作者增补,目的是突出我的这个想法。我认为,学习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创造上。这个版面的主题,体现了我的教育理念。
(3)2023年还完成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三版和《崧高维岳》再版的出版。其中《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1996年纳入“山东大学文史书系”第一辑出版,繁体字版本1998年在台湾省出版,2023年列入“高等学校中文一流学科参考教材”出版,共12个印次,先后荣获8个奖项。
(4)春节前为山东大学出版社设计了《山大福到》的春节礼品袋。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文创产品,体现文化为大众服务的方向。
(5)20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古汉字通解500例》。因为这是我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专业跨入古文字学领域写的书,所以它一定融入了我许多独特的关注点,其内容几乎涵盖了古代汉语的全部知识领域,体现了我对汉语言文字现象更深层次的思考。
(6)2021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大美汉字》。这部书有两大创新点:一是总体结构的独特设计和独特的写法。二是单字书法一字一个页码,加盖印章,使它成为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该书被评为2022年度中国“最美的书”。(详见《山东大学报》访谈稿《<大美汉字>,美在哪里》)(7)2021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20年校庆用书《纸上瓣香——山东大学百廿校庆纪念花笺》和《介尔景福》宣纸笺谱,二书皆有明显特色。
(8)2021年由山东省邮政集团出版了《书道文心》明信片。它实际就是一册微型书法作品集。
(9)2019年由济南出版社出版了《宋诗集泉》。它以“泉韵”为主题,每联都含一个“泉”字,其词句取自我的旧作《全宋诗集句》。为了与济南72泉相应,共选用72联,并用行书写于花笺,一笺一联,彩色印刷,原样大小影印,繁体竖排,宣纸印刷,线装锦函,赋予尽可能多的传统文化艺术元素。除了线装本以外,还出版了简装的折页本。作为济南国际泉水节和国际泉水联盟会议礼品用书,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欢迎。
(10)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对联艺术》。该书内容多为我自己的研究或创作成果,它的最大特点是把语言、文学、书法的知识融合在一本书里,把理论与应用结合在一本书里。
(11)2011年由泰山出版社出版了山东大学110年校庆礼品书《崧高维岳——蒋维崧与他的书法篆刻艺术》(初版),它记录了山东大学学科建设中一段前无古人的历史。该书所有装帧,包括图片大小、位置,字体、字号、颜色以及纸张等等,都出自我的设计。
(12)2021年为国际教育学院传统文化体验基地校庆专题展提供了《千秋利君》与《众芳芬苾》两个专题拓片资料140余种,我对其中的每个文字瓦当都从文字、书法和文化三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这种做法对瓦文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13)2021年撰写了《四杯水——四题通百科,一“文”化天下》。这是我为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基地撰写的一个演讲稿。所谓“四杯水”就是:铭文中的智慧,瓦当上的祝福,铜镜外的故事,锦函里的文墨。其中收集的图片有一千几百张,都是我用电脑一一拷贝到文档里的。
(14)还有,我与刘海宇教授长期合作的《青铜文献30讲》(暂定名)即将完成定稿。这是一部学术性著作。此作不能确定何时能够出版,故作为历史性劳动成果,附记于此。
巧了,退休14年,正好14事。
顺便解释一下我的字号与斋号。我年轻时意不在“超”,故字“退之”;中年以后有所思进,故字“逾之”;老年则不问进退,故字“由之”,而“徐”则是恒则。我的斋号叫“三摩帝书屋”,“三摩帝”听起来就是“三亩地”,我就是“三亩地”里耕作的一介农夫。哪“三亩地”?读书、教书、写书,是三亩地。学问、艺术、教育,也是。当然,这些算是一种“别解”罢,其实也可译成“三摩地”,亦即“三昧”,其正解是入静、入定。与此相应,我的斋号还叫“静斋”和“三籁堂”(《庄子》里讲天籁、地籁、人籁,但“三籁”不见于辞书)。其实我地无半垄,房无三间,上述云云,精神家园而已。
以上所谈,都不是多么高明的创造,但其中显示出来的创新意识,应该有一点积极意义。进一步从教育学角度思考,我觉得,这种创新意识可能与我的成长环境、成长样式以及随之形成的兴趣爱好有关。下面主要谈谈与此相关的两个话题以及我的粗浅认识。
我的成长样式:系统教育·自由发展
先简要说一下我的成长经历。1964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到丹东一个中学教书。1978年到山东大学中文系读研,毕业留校至今。65岁退休,今年80初度,79周岁。
北京师范大学是5年制大学,但我入学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而因为政治形势的原因,我们在校将近8年,8年中有6年是“放养”,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估计是绝无仅有。
从收获角度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是粗知“章(章太炎)黄(黄侃)”之学。其次就是“文化大革命”让我有机会认识、接触到了启功(元白)先生的书法以及他的相关学问,并由此得到第二大收获,就是泛览艺术世界。1978年读研,实现了我研究章黄之学的理想,又有幸结识蒋维崧(峻斋)先生,使我在书法特别是古文字书法以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越走越远,从而延长了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培养起来的两个方面的兴趣,体现了渊源有自的承传。
从接受方式角度说,大学本科的前两年受到的是正规、系统的教育,而此后的6年则基本属于“放养”模式。研究生阶段当然是正规、系统的教育了,但从具体学习方法、研究方向这个角度说,还是开放式的自由发展模式。此后留校工作40多年,基本上也是上述状况的延续。
必须强调的是,所谓“放养”也好,“自由发展”也好,虽然给受教人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空间,但最终,受教人能不能得到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而终其一生,能不能得到预期的成就,则取决于受教人是否自律、是否能科学地驾驭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因此,过分强调“自由发展”,而忽视甚至否定教师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指导和管理作用,也是极其冒险甚至极其危险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对学外之学“探头探脑”,这个事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可以扩展个人兴趣,得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但同时也有违前贤“心无旁骛”之教。所以,如何结合自己的情况,掌握分寸,端正方向,至关紧要。
我的个性发展样式:兴趣·动手·创造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生,个性化发展最终决定了每个人的不同人生。描写我的个性发展样式,我用了三个主题词叫兴趣、动手、创造。意思是说,兴趣指挥动手,动手生产创造,由此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发展样式。
(1)大学期间的“学外”兴趣
“文化大革命”中,前辈学者“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各种“绝招”,通过大字报、黑板报这些媒介在校园里大放异彩,给了学生们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各种学习兴趣随之高涨如潮,其中最能吸引学生兴趣的,大多是诗词、书法、绘画、篆刻一类学外之学。我虽然后来毫无成就,但当时称得上是一流的学习积极分子。当时书法出版物极为罕见,我们就找来钢板、蜡纸、油印机,选择古代经典字帖,自刻自印。美术馆、展览馆、博物馆的各种展览,不管门类流派,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会呼啸而去。那个时候的风气是,社会上凡有重大活动,各大商场都会布置一新。这是我们学习设计的大好机会,我甚至会一个人骑车穿街走巷,去观摩学习,好的还会在笔记本上模拟梗概。出版物上好的诗文书画等,我也会仔细收集、整理,剪贴成册。我还经常一个人到教师家属院翻拣垃圾堆,目标主要是废弃信封上的文化,如邮票、插图之类,我会剪贴后按类保存,有些甚至保存至今。
虽然做的这些事不登大雅之堂,但我还是从中得到了许多乐趣。能够说明我对此确有兴趣的一个证据是,在我毕业分配前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人事部门曾派人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通过组织考察过我,说是博物馆展览部要人。展览部要人,显然是想要能办展览的人,大概有人推荐我,但最终没有去成。
(2)自己动手的习惯
1972年我分配到辽宁省丹东市当中学教师。那时候,带学生下农村下工厂是常事,虽然对教师没有要求,但对各种技术活,我总是沉醉其中,比如汽车改装厂的车工、钳工、锻造,丝绸印染厂的丝绸花样设计、印染,报社和印刷厂的排版、印刷,我学习都很投入。回到家里,无所逞其技,但也总想借机“发挥”一下。比如东北人家的炕桌一般都是方的或圆的,我非要动手做一个鸭蛋圆的。没有书架,就自己做一个。东北人家的火炕太热,南方人受不了,我就把炕面石板扒开,烟道多加几道弯儿,土层加厚,这样的炕面温度较低而平匀,保温更能持久。诸如此类的“创举”很多。
我非常喜欢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诗,叫做“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过我做的事都渺小而不难,并不需要“登攀”,所以我就说“只要肯去做”,就是凡是自己能做的事,就一定自己动手。自己动手的第一个好处,是能培养开发智力、克服困难的能力。最简单的例子是给自己理发,我1966年学会后坚持了许多年。难一点的,比如在一二百斤的大写字台的8条腿下面,垫上8块10厘米见方的木块,这个难度比较大吧?但我,一个人一个中午搞定。这可以说是个“极端案例”,闻者难以置信,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不过是巧用了简单的杠杆原理而已。
(3)追求“唯一”的志趣
自己动手的第二个好处,是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思路去做事。由此就有了第二个习惯,就是志趣不在求同,多是存异,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制作,其基本追求就是让它成为“唯一”。比如,买来的衣帽、背包之类,最简单的是局部变一下颜色,换一个部件,等等。再就是,“强烈”不喜欢用现成的东西,而喜欢用自制品、改造品或替代品——当然了,我做不了电视、冰箱,我说的一般都是小物件,像砚台、墨盒、笔洗、笔架、笔搁等。捡回一把破伞,就顺手改造成一个独特的笔挂。买一条西式短裤,随手就能改造成筒式背包。做一个住院用的特殊设计的台灯,它可以调节光照宽窄和光线方向,在病房可以独用而不会影响他人,而且,打开是台灯,盖上是文具盒,大夫、病友看了都说“有意思”。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上述这种追求“唯一”的习惯,主要不在于它的物质意义,也不仅仅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种乐趣,它更重要的意义恐怕还是,这种习惯的养成过程,客观上培养了创新意识、创新思维,提高了创新能力。这其实是我的核心性观点。
对于我办的事或者办事的思路,经常会有人问,“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说,惯性的力量。我说的“惯性”,就是习惯之性。因为习惯是经久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必然产生巨大的“辐射”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一般都具有“统领”性的意义。就是说,他做这件事,与他做其他的事,其思维方式应该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乃至是基本统一的。
与此相关的是能力。习惯产生能力,能力也是经久培养出来的,随着“惯性”的力量,能力也会随之加强。看4月17日晚间的“越战越勇”节目,一位98岁老人,女士,她敢与主持人杨帆比赛俯卧撑!因为她本是体育教师,退休后坚持锻炼。能力悬殊自有悬殊的道理。
(4)志趣的“辐射”效应
比如我那个“永受嘉福”石刻,材料其实是一块歙砚,利用它的底部刻一个自己书写、设计的仿汉代文字瓦当印章。瓦当上的字是正的,那需要做成拓片才能观赏,而我是要当印章用,字必须刻成反的。怎么用呢?把它盖在宣纸上,旁边写书法作品,是不是很别致?
我还镌刻了一些我自己不能准确命名的石料小品,比如刻几株兰花长在土里,几条金鱼在鱼缸里游弋,与肖形印似像非像,是不是也有点意思?
创造出自设计的灵感,所以凡是创造都讲究设计。广义地说,设计是最伟大的专业,因为设计的理念和制作可以推广至所有领域。伟大的,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吗?渺小的,如前面提到的我的两个系列展品,600多件,设计美至少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他如《纸上瓣香》和《介尔景福》,甚至包括《崧高维岳》,除了学术创意、文化创意外,从审美角度说,设计也是关键。把设计应用于实际生活的例子也有。比如,在厨房与餐厅之间的隔断中间,装一块很大的玻璃板,然后请木工在玻璃的两面,各做一个我设计的博古架。从远处看,是单面的,其实是双面的。这个设计最大的好处,是透亮又有文化气息,还能放置一些小物品或小摆件。
情之所至,一往而深,于是我总结出两句话,叫“精心求一善,是为至善;专情谋所爱,是为至爱”。寻找“至爱”容易,做到“至善”就难了。比如书法,我的最大追求是“集美”,就是力求表现出汉字、书法、文辞、文化、设计等各种美学元素。我当然做不到“至善”,但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5)“同根别枝”的渊源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追根溯源,把我做的事以及相关作品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知道,我的一切喜好,其实都是源于我对汉语、汉字的认知,然后由此涉及到汉语、汉字滋生出来的文学、书法、篆刻以及其他相关艺术。我琢磨了一下,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同根别枝”?就是一个“根”里长出来的别样枝芽。比如,我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与《古汉字通解500例》可以理解为“互相足”的关系,或者把《古汉字通解500例》《大美汉字》看成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向源头方向的延长。我与王洲明教授合著的《贾谊集校注》,则体现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具体应用。《对联艺术》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小学入辞章,可以归入文学。根据启功先生“字是写出来的”理论,写字也可以看成是文字学方向的延长。《崧高维岳》《书法教程》《宋诗集泉》《纸上瓣香》《介尔景福》《千秋利君》《众芳芬苾》《四杯水》以及“并蒂双联”等,主要也体现了语言、文学、文化与艺术的融合。由此可见,最根本、最重要的,还是根基学问、根基文化。
我的以上追求当然也与身边的榜样密切相关,其中给我影响最大最多的是启功先生、蒋维崧先生,他们学与艺的融合,就属于一脉繁衍而别出根芽、自结花果的那种。饶宗颐先生也是这样,几年前出版的饶宗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画册,书名就是饶先生题写的“学艺融通”,与启、蒋二位先生所作所思完全一致。
(6)两点补充
其一,这个发言,因为特定的主题,所以关于我如何做“学内”学问的事,基本没有涉及。担心遭到误解,所以我希望各位最好还是抽空看看我《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三版后记”,以及访谈稿《艺术家读书记》(见《一藉一会·新年献礼:徐超教授谈读书》,后载《山东商报》主办的《诗书画》杂志)。只要看过其中的任何一篇,相信各位对我的了解就会比较全面、准确一些,至少,不至于把我理解为自己不务正业、还在误导别人不务正业的人。
其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老伴儿说我“脑子不停”“适合去搞航天工程”。其实,我的脑子也是“定向”使用的死脑筋,比如房子、车子这些可以切身享受的东西想也不想,这就近乎“傻”了。结果呢,人家都有两套以上的房子,而我没有。但平庸人生大致都是如此,自得其乐,自得其所,自有得失,自有短长。
关于创造性思维的思考
(一)“钱学森之问”与“钱学森之答”
文章开始谈到促使我思考“学外之学”与创新思维这个话题,“从近处说”有四个因素,现在轮到“从远处说”了。
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关乎中国科技前途命运的所谓“钱学森之问”。
据我看来,钱学森的意见其实很明确。据报道(中国政府网《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钱学森,向钱老报告了国家未来15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宏伟规划,钱老认真倾听后,立即“思维敏捷地”说,“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钱老接着说的一段话是:“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报道又说,早在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老“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他致谢时特别说起他的夫人对他的帮助,认为他的科学成就也要归功于夫人在音乐艺术方面给他的熏陶”。
报道(新华社《钱学森生前多次询问总理人才问题,称学科分太细》)又说,跟随钱老26年之久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先生,在接受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专访的时候曾说,“钱老晚年认真思考过杰出人才培养的问题,他的观点也由理工结合发展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又说,钱老认为,“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维”“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所以他经常说,“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能够大跨度地联想”。
钱学森先生的思路和观点很清晰明确:起初他提出“理工结合”,后来发展为“科学与艺术结合”,认为“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所以他强调“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
我认为,钱学森先生的上述见解,至少也可以视为“钱学森之答”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
(二)“钱学森之答”的理论依据
钱学森这个理论可以得到理论上的证明。
马克思曾说:想象力是促进人类发展最伟大的天赋。这是因为想象本是人类心灵最伟大的创造,最能体现创造精神,而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生命,即在想象、设计和创造,艺术创作的过程即是想象、设计和创造的过程,所以,艺术家最突出的本领就在于想象力、设计力和创造力。
这是为什么呢?这与他们长期进行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密切相关。从艺术创作角度看,艺术实践应是一种最有热情、最富想象、最具独立精神的创造性劳动,一种培养和实现捕捉美、挖掘美、创造美、唤醒美的实践活动。因此,缺乏想象力、设计力和创造力,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家,至少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从艺术欣赏角度看,情况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就具有了某种“统领”的意义。就是说,凡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都是创造。扩展开来说,境界中的学术也是如此,境界中的事业也是如此,境界中的人生也是如此。
小结
钱学森先生主要讲高科技顶尖级人才的培养,引申开来,从更广阔的层面看,各种人才的培养其实都有一个“结合”的问题。由此我想到启功先生对博士生“博而专”的要求,他说:懂得那么一点点就是博士了?那不是博士,那是“窄士”!所以,我们最好从承认自己无知开始(我的小文《人生九件事》中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无知),承认无知,心中一无所有,才能有创造,所以我说的第二件事就是“人人可以挑战不可能”。不断扩充其学,增益其所不能。
还有,通过学外之学或学外余事,可能让你知道,你真正的兴趣究竟在哪里,从而激发你潜在的无限创造力。因此,学外之学或学外余事,甚至对开发你的人生也大有好处。
顺带说一下创新的基本条件。其一,创新离不开根基。与学术相关的创新,其根基一定就是主业学问。其二,凡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一定是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所以我经常说,“一艺半成也艰辛”。
(本文为徐超教授在“学术人生大家谈”学术活动第三期:《“学外之外”与创新思维》讲话稿,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