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传武老师的“三国情缘”
2012年10月,徐传武老师上第一堂《世说新语》导读课。当天他衣着一身黑色的教职装,推开老数学楼教室的门,一脸祥和,首次课的内容是《世说新语》概说。徐传武教授长于魏晋两朝文献、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及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世说新语》中的风流趣事自然如数家珍;或者双手伏案,或者左手持书右手写字,就在这两个动作的转换之间,徐老师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已近12点30分,徐老师说:“那我们中间下课休息一会儿。”坐在前排的同学提醒“已经12点多了”,徐老师听后赶忙看表道:“呦,那我们下课。同学们赶快去吃饭吧。”
2013年春天,尼山学堂首次学年论文报告会如期举行。我当时撰写的论文是《诸葛亮伐魏考实》,春季开学后不几天,杜泽逊老师就把我叫到“校经处”,说:“徐传武老师近期的身体可能不太适合给你指导,你可以试着自己先写这篇论文。”即使如此,我在写完论文后,徐老师还是通读了2万字的全文。实际上,在请徐老师最后过目前,我先请历史文化学院的朱毅璋博士与国际教育学院的孙雪霄老师提出过意见,此后,我才按照论文指导流程发给了徐老师。我并非毫无依据地判断先生通读了全文:除了两处标蓝的错别字提示外,徐老师还标蓝了两句话,他亦未做出什么批语,但是在我看到标蓝的句子后,立刻意识到,徐老师读出了这两句话的不通顺——说明论文作者不敢写或者不知道“周鲂断发赚曹休”。由于我把注意力太过集中于蜀国与魏国的军事政治活动,在读到诸葛亮伐魏期间的吴国活动时,不敢相信历史上真的发生过“演义”的“断发赚人”。
2014年春天,尼山学堂第二次学年论文报告会如约而至,这次我有幸到老师家接受指导。记得那次去山大南苑时还是初春,人们的羽绒服还未脱下。徐老师家异常暖和,当时进门一眼望去,似乎有两间客厅的同侧墙上,全是书。在我的印象里,我穿着棉服“全副武装”坐在卧室里的书桌旁,热得不行但“大气儿也不敢喘”。徐老师拿着一本书走过来,坐下说:“这本《中国古代文献学家考论》给你,里面的一些材料你用得到。今年这篇虽然比去年那篇短,但很明显,你比去年进步了很多。”事实上,先生当晚可能是第N次读此文,突然读到一处似不通,随手从书架上扒出一本《三国志·吴书》,说:“你引用的这句话读起来少了一个字,我看看你是不是认真核对原书了。”核对原书时,老师较为满意地说:“引文没错,看来你真是仔细核对原书了。”
本科期间一直做三国史方面的论文,加上对金庸小说的喜爱,2014年暑假,我终于按奈不住内心要写一种半真实、半虚构的三国武侠故事的冲动。2014年秋的一天,我拿着暑假写好的一部三国同人小说到了徐老师家。徐传武老师当着我的面,快速翻看了文稿,说:“写小说,当然可以练练笔。你这也得五六万字,算个中篇了。几年前,有个从东北来的女士,带着她儿子来找我,说她儿子是看了我一些《三国演义》史事解读的文章,也写了一篇小说。你这开头还挺会想的,像诸葛亮运用内功把毛笔尖冻住做暗器用,不过语言方面最好还是要符合半文言体的风格。写小说,写好是很不容易的。”记得当时我还问先生,为了更好研究三国史,我有没有必要自己标点一下《三国志集解》。徐老师当时站在门口送我,说,这种训练固然有好处,但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市面上既然已经有标点的《三国志集解》出版,你自己做标点这种古籍整理的作业方式也就无法创造新的价值了。
读研究生以来,由于专业的更换,我所读的书籍大多数属于史学理论、文化理论、哲学领域,对文化产品的认识在变化,自身的研究品味也在变化。有一天将这篇不成模样、头重脚轻的初稿更名为《三国外传》放到了晋江文学城,首章阅读量过千,尾章阅读量却不满百。这个举动,就像一个对自己大学时期并不成熟的文化信念的祭奠。
(作者系儒学高等研究院2020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