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水平差异的文化源泉:乡土中国与海洋中国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讲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2011届校友赵子乐博士在山东大学邵逸夫科学馆,带来题为“创新水平差异的文化源泉:乡土中国与海洋中国”的讲座。他结合自己近几年来的思考和实践,以中国东南沿海三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为研究对象,向听众解读了文化差异对于创新水平的影响。
海洋文化与创新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讲到:“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这段话歌颂了海洋文明的伟大之处。
现在人们基本上都认同创新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回顾历史,在西方世界兴起的过程中,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新式经济制度和组织形式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都是人类的创新之举。熊彼特说,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企业家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影响创新的根本性因素?西方文明孕育于地中海,西方世界的兴起始于“大航海时代”,因此很多人联想到西方与海洋文明或者海洋文化之间的关系。
黑格尔认为,海洋激发起人们超越极限的勇气,激发人们去征服、掠夺、从事商业;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与海洋文化绝缘,因而闭关自守、固定、静止。梁启超在谈到东、西方的差别时也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普遍的观点是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不同是近代以来造成东西方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海洋文化
研究文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大多数是跨国研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抽离特定的文化背景,研究某种文化维度或文化特征对于创新的影响,通常利用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进行跨国研究;第二类,研究具体的某种国家或民族文化对于创新的影响。然而在跨国研究当中,文化因素与制度、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难以严格区分,普遍忽略了国家内部文化的异质性,还容易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偏见的干扰;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一国之内的文化差异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主要关注宗教文化的影响。
赵子乐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内部的文化差异对于创新的影响。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海洋文化?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都表明,中国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但同时也有着灿烂的海洋文明,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文明。
中国的海洋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聚焦于东南沿海。对东南沿海汉族人群的基因研究发现,百越族是其基因的重要来源。百越族群在历史上善用舟楫,习惯于水上生活,有重商传统,海上殖民传统极强。南岛语系分布范围很广,东到太平洋东岸的复活节岛,西至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横扫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这一人群的迁徙发生在史前时期,其祖源地在中国东南部,是百越族的后代。由此可见百越族有极强的海洋文化传统,在史前就实现了大规模的跨海人口迁移,海洋文化存在于其基因当中。
历史上宋代高峰时期,东南市舶司的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0%。宋元两代沿海贸易造成的铜钱大量外流,使中国铜钱俨然取得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甚至成为日本等多个国家的通货,这也证明了中国的海洋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发达的时期。
人们经常以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作为中国古代没有海洋文化的铁证,但这种政策只代表政府的态度,不能算是文化。事实上在“海禁”时期,民间海商先是走私,后来因嘉靖时期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民间甚至采取武力手段与官府对抗,形成亦商亦盗的倭寇集团。历史学研究表明,这一集团其实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人群为主体,他们一边做生意,一边做盗贼,是“盗商集团”。因为倭寇问题的严重性,最终朝廷不得不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朝廷开禁以后,换回大量的西班牙和日本的白银,导致此后流入中国的白银远超一亿两,以至于中国货币制度变成银本位制度。
此外,当年与西方殖民者进行海上争斗的郑成功、林凤、林道乾等集团,其本质乃是与西方人争夺海上贸易权。我国现在有超过六千万的华侨华人,其数量比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这些证据都表明,至少在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文化是非常强烈的。
文化与地理影响的区分
海洋文化主要分布在滨海地区,在研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如何区分到底是地理因素还是文化因素影响了经济变量?
我国东南沿海有三个文化迥异但交错分布的族群,分别是客家人、广府人和福佬人。客家人是典型的大陆文化或农耕文化,对中原文化有很强的自我认同;语言与北方官话可通行性更强,姓氏也更接近北方主体人群的姓氏;从生物学证据来看也更接近北方人。广府人以清代广州府管辖的人群为主体,其母语为粤语。因为广州、澳门等是中国两千年来很重要的海上贸易窗口,所以他们的海洋性很强。福佬人是指讲闽南方言的人群,其海洋性又要比广府人更强一些。与广府人主要在港口进行贸易不同,福佬人会出海进行贸易,“海禁”时期他们是组成倭寇的主体。与西方殖民者海上抗争的郑成功、林凤、林道乾集团都是福佬人。他们甚至主导了广州、澳门这两个广府地区港口的对外贸易,他们是中国唯一逐海而居的方言群体。
从客家人到广府人再到福佬人,其海洋性是逐渐递增的,福佬人可以称为真正的海洋族群。根据以上研究提出假设:福佬企业的创新力度高于广府企业,广府企业的创新力度又高于客家企业。
在历史上,由于瑶民起义、清代武力统一台湾、行政区划变更、土客械斗、抗日战争等外生冲击,导致这三个族群在广东境内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构成了广东省人口的主体。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几乎绝无仅有,学者可以在控制地域因素的前提下研究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研究同是居住在沿海地区但在海洋文化方面大不相同的族群在创新方面有何差异,是非常难得的研究样本。
族群数据的来源与收集
赵子乐在攻读博士期间,与他的研究团队一起利用暨南大学的资源和地理优势,收集了广东全省的族群分布数据,精确到村委会一级,将之与中国工业数据库里的信息进行匹配。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某村属于某个族群与企业负责人属于某个族群并不是一回事。同类研究宗教文化对企业决策影响的文献,基本上是采用美国县一级企业所在地的宗教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存在的问题是企业管理者与当地宗教状况的关联则无从验证。对此赵子乐作了两个改进:第一是所收集的数据精确到村一级;第二是通过姓氏分析证明企业负责人的族群属性与企业所在地人群的族群属性有比较强的相关性。
已有的相关研究表明,方言与姓氏有很强的相关性,不同方言区的姓氏构成是不同的,所以可以在各方言区找出其中所占比例较高的标志性姓氏作为该方言区的象征。比如梁姓在粤语分布区的比例特别高,在其他方言分布区比较少,所以虽然不能说一个人姓梁就是广府人,但若一个群体中姓梁的人比例很大的话,可以推测这个群体中广府人占很大比例。每个方言区都有类似的状况。赵子乐和他的团队,通过文献统计了各个族群的标志性姓氏在本族群区企业家群体中所占的比例,发现在各个族群区的企业创办人都是以本族群的人为主,企业所在地的族群属性与企业家本身的族群归属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这次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5-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分属四类区域:广府区、福佬区、客家区、开发区,广府区为基准组。被解释变量为研发密度,即研发投入占销售额之比,而控制变量参考同类文献设定为:销售额及其二次项、出口占销售额比例、利润率、以人均资产测度的资本密集度、资产负债比和广告密度。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年龄、所有制类型、年份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等常规变量,其中最重要的控制变量是城市虚拟变量。另外,研究中还控制了企业是否位于市区或县城,以控制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区位异质性。
样本筛选
关于样本筛选,为了减少其他非文化因素对于结果的干扰性,赵子乐参考前人的研究,首先剔除了以下几类企业样本:剔除销售额等关键指标缺失的企业;剔除总资产、固定资产总额为零或负值的企业;剔除营业收入低于500万元的企业;剔除员工人数小于8人的企业;剔除明显违反会计准则的企业。结合本次研究的目的,又剔除了外来企业众多的珠三角城市以及外资控股企业,剔除非广府、非福佬、非客家族群区和族群归属存在争议地区的企业,以及在村委会或居委会层面上仍然存在多个族群的区域,最终只保留多族群县市样本,得到8938个观测值。从统计结果来看与最初的猜想一致,无论从研发密度还是新产品占比例,福佬区企业的创新水平均遥遥领先,其次是广府,最后是客家,这是基准回归的结果。
因果识别:文化还是地理
尽管统计时已经控制了城市一级的虚拟变量,在大的范围内控制地理因素的影响,但城市内部依然会存在经济地理因素的异质性,不同的县区、不同的乡镇情况不同,不同的地理环境下,比如山区和平原,企业发展情况也有差异。为什么谈海洋文化要提到山区呢?因为这三个族群中,客家人喜欢居住在山里,山区的企业一般来讲比较落后,创新性差,这反映的不是文化因素而是地理因素的影响,所以研究者在统计中加入企业所在县区位于沿海、山区等变量。对于乡镇间存在的异质性,由于缺乏乡镇层面地理数据,但考虑到地理条件最终是通过经济因素影响企业创新,所以直接控制乡镇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
关键的问题是,影响企业发展创新的到底是海洋文化还是靠海的地理位置,赵子乐等人对样本做了以下三项处理:第一,剔除清远、韶关两市。清远、韶关是样本中仅有的内陆城市,又是客家人特别集中、位于山区的城市,它们可能会干扰研究结果。第二,剔除内陆县区,只保留沿海县区,分析沿海县区内部是否表现出不同族群间的差别。第三,利用历史上的外生冲击进行检验。清朝时期政府为了断绝台湾郑氏政权与大陆东南沿海居民的秘密贸易,颁布了《迁海令》,强迫沿海地区数十公里内的居民迁往内陆,坚壁清野。迁徙过程十分野蛮,百姓死伤巨大。收复台湾后朝廷重新允许进入沿海地区居住,但由于原居民大量死亡,幸存者很多又不愿再次迁徙,导致沿海大量土地荒芜,诱发了内陆人口尤其是客家人向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迁徙,使得族群交错分布。“迁海复界”区域内族群分布外生性很强,所以文中选择受“迁海令”影响抛荒田地比例超过30%的区域作为样本。(因为样本中超过40%的只有三个县,数量太少,所以选择30%作为标准,得到容量比较合理的样本。)
为了发挥乡镇一级地理范围比较小、地域因素高度同质化的优势,研究者选择其中存在多族群的乡镇组成新的样本。这批样本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表现出企业家的族群与企业所在地的族群之间很强的相关性。经过回归分析后,发现上面的结论依然成立。
行业选择偏差
行业不同也可能会造成研发力度的差异。例如,同样处于山地丘陵区,客家人可能更倾向于利用当地资源从事采矿、水泥、木材加工等资源型行业,这些行业本来就没多少研发空间。文化影响创新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的影响,二是通过行业选择的偏差间接地产生影响。后者早已为学界所关注,本文更关心前一种影响,因此需要检验的是在控制了行业选择偏差后,族群文化对创新的影响是否依然存在。赵子乐团队对行业选择偏差效应进行了三项处理:剔除研发空间狭小的低端行业;专门针对资源加工型行业进行回归,包括采矿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主要是水泥和陶瓷业);控制样本中四位数行业(即行业小类)的研发投入均值。最后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稳健的,与基准回归一致。可以发现,处理了行业选择偏差以后,文化还是会直接地影响到创新。此外,改变因变量的测度方法,改用新产品占比例及是否研发作为因变量,得出的结果与之前的结论也具有一致性。
当代对外经济交往对文化传统的弥补
以上结论比较稳健地证明了海洋文化越强的地方,其创新投入越高,但中国大部分地区同客家地区一样缺乏海洋贸易传统,这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历史是不能重写的,但是“先天”的缺失能否用“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呢?当代两种主要的对外经济交往形式是出口和外来投资,下一步是要研究在有出口、有外来投资的企业当中,文化传统的作用是否会被弱化?
一、出口对传统文化作用的削弱
出口对企业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激烈的国际竞争会增大创新压力,国际市场规模更大,因而创新的收益更大,经济诱因的强化可能导致企业更偏向于经济理性,摆脱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次,进入国际市场后,人们的视野、思维和观念受到冲击,可能为企业创新带来启发或刺激。这种冲击对缺乏海洋文化的族群影响较大,而对于海洋文化深厚的族群影响较小,因为他们很早就“睁眼看世界”,并且早就通过海外乡亲网络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所以这种冲击对不同族群的效应是不同的,对客家人可能会强一些,而对广府、福佬人群可能会弱一些。结果表明在无出口分组中,族群虚拟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高度一致;在有出口分组中,福佬区企业与广府区企业的创新差距并没有缩小;但是客家区企业与广府区企业之间的差距极大地缩小了,变得不显著了,可见出口可以部分地减弱文化传统的影响。
二、外来投资与文化传统作用的弱化
外来投资也可以弱化文化传统的影响,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股东来源的多样化带来企业内部观点和思维的多元化,形成开放包容的内部氛围,这有利于企业创新。其次跨境投资有较高的风险,有理由认为跨境投资的股东本身就有着较强的冒险精神,这有可能影响到企业的风险偏好。
以上两种机制对于缺乏海洋文化传统的族群影响较大,而对于海洋传统深厚的族群影响较小,因为多元、开放、包容、冒险本来就是海洋文化的题中之义,是否有外资参股影响不大。按有无外资参股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无外资参股分组中,族群虚拟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高度一致;而在有外资参股分组中,族群虚拟变量的影响大大减弱。总的来说,出口和外来投资都可以弱化传统文化对族群创新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三个族群之间的差距。
结论性评论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从文化传统的海洋性来看,广东省内的三个主要族群福佬人、广府人和客家人依次递减;从企业创新力度来看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样的结论支持了海洋文化有利于创新的观点,并且在控制企业所在县区是否沿海、是否属于山区县企业、所在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把样本范围缩小到沿海城市、沿海县区、“迁海复界”区域、多族群乡镇的情况下,结果依然保持稳健,基本排除了区域因素的影响。在控制了行业选择偏差和变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以后,结果也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在有出口及外来投资的企业分组中,族群虚拟变量的影响有所减弱,表明当代对外经济活动可以弥补文化的“不足”,这在海洋文化较弱的客家区尤其明显。
最后,赵子乐博士谈到,人们常常认为“文化自信”是文史哲领域的问题,他认为“文化自信”也是一个经济学话题。谈“文化自信”之前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文化不自信”。中国文化不自信始于近代的民族危机,这不是文化本身失去了价值,而是当时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经济、科技发展不匹配,这是文化不自信的根源。所以文化自信与否的根本因素之一,是要看文化能否支持现代经济、科技、军事的发展。黑格尔、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衰落的文化成因在于海洋文化的缺失,其着眼点并不是对文化本身的评价,而是文化对于国家经济、科技的影响,所以说“文化自信”也是一个经济学话题。
近年来中国一些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认为,中国也有海洋文化,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这次研究在此基础上证明了,中国的海洋文化在现代经济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提升中国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正面的支持。(整理:王潇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