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来得太不容易
所谓“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三晋大地上恢弘的建筑群是中华文化灿烂的瑰宝。这其中,以晋商大院为代表的民居文化可谓是最接地气的一支了。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晋中人,穿行于古城的宽街窄巷,对于我来说已是生活的常态。踏着老街的青石板,随意朝一扇半掩的黑漆门中一望,便是一座深宅大院。一扇扇门边,挂着写有当年老字号名称的标牌,诉说着当年的故事。时至今日,家乡的老城中仅有几座保存相对完好的院落被辟成博物馆,其余院落大多沉寂在红尘里。此次归家,猛然发现很多院子的墙头都长出了杂草,在冬日的寒风中窸窣着。那些常年无人居住的或是已无力维修的房屋,砖瓦破碎,甚至院墙倾颓,丝毫看不出当年“中国华尔街”的风华。唯有十字街中心的鼓楼,历经四百年风风雨雨依旧庄严矗立,笑看人事变迁。
山西商业的起源还要追溯到先秦时期,“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至李唐起兵太原,此地成为华北重镇,后武则天又设太原为北都,汾河两岸繁荣日盛,“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然而三晋大地上的商业萌芽还没有孕育出“晋商”二字。晋商要走进历史就要先走出这片黄土地。
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北方战事不断,至建文帝时,朱棣又起“靖难”之师,对支持建文帝的冀豫两地百姓大肆杀戮。而山西东以太行山为屏障;西有黄河水为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外蔽,勾注、雁门为内险;南有首阳、王屋诸山,孟津、潼关皆为门户。这一四塞之地可谓是烽火之中天然的避难所。四方灾民纷纷逃往山西,战乱过后大多也不再返还原籍。据记载,山西省人口一度超过河北、河南两省人口总和。然而,山西毕竟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并不优沃的自然环境终究无法养活如此稠密的人口。无数社会底层的商家不得不走出家乡,到外谋求生路。同时,自洪武年起,政府曾四次组织大规模人口外迁。迁居外地的山西人和留在本地的亲友之间保持往来,构成了山西人做生意的基础。
每一份事业的起家,都是吃得苦中苦换来的。山西人辗转千里,赶着马车到山东、河南等地收集粮食运回山西,再运往西北边塞地区,换取“盐引”。一路向北,必要翻山过关,此处乃天下九塞之首,传说可以拦住空中的飞雁,是为“雁门关”。出了雁门关,人们在山阴歧道拋鞋指路,鞋尖所指即是老天爷的安排。他们或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到达蒙古;或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进入茫茫草原、无尽沙海。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山西商人不得不数九寒天出发。这时的北方草原风沙大,气候极寒,甚至有时达零下四十摄氏度,道路常被暴风雪阻塞。口外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天下,他们逐水草而居,并无固定房屋。中原人对草原气候不了解,冻死路边者无数。加之荒原上盗匪横行,多少人这一走便再无回乡之日。然而,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止山西人的脚步。正是这一个个脚印,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
发展至清代,晋商已雄踞中华,饮誉欧亚。生意不再仅限于漠北,经营范畴也延伸至生活中各个领域,而尤以驼帮、船帮和票号为盛。当地人甚至改变了价值观念,“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一代又一代满怀抱负的年轻人十来岁就出门做学徒,三年才回一次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们学习各地方言和习俗,蒙语、俄语、维吾尔语、藏语……甚至比一些读书人还要用功。此外,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知识,以便跟牧民建立起信任关系。晋商是儒商,“仁义礼智信”为其商道根本,也正是由于他们“诚信守义,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才能兴盛五百年,将商号开遍全国,甚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我曾听老一辈人讲起祖上如何白手起家,接济困苦,仗义疏财,至家道中落后,原先家中的长工仍旧年年送来农产品以示敬重与感激。
然而,在历史滚滚的洪流中,几个世纪的晋商终究还是没落了。呜呼,痛哉!昔日的晋商扼住了时代的脉搏。如今,新世纪,中国梦,金融振兴,科教兴国,一带一路将再次联结世界,晋商之精神尚存,晋商之奋进伊始。
文明来得太不容易,真该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