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考据时代”下的“技术”与“学问”
——以诗注为中心
在儒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一场关于“‘E-考据时代’下的‘技术’与‘学问’”的讲座上,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晨晖学者唐玲博士就“E-考据”和诗注问题作了深入的讲解和阐释。
“E-考据”的提出及其在语词、典故、制度注释中的应用
早在2005年,黄一农先生就在《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文中提到“随着出版业的蓬勃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因特网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常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梦寐以求的环境。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隙缝,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事实上,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在这样一个“E-考据时代”里,对于古籍整理专业而言,常用的检索软件有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四部丛刊、国学宝典、汉语大词典等,为整理工作提供了便利与快捷。但在使用电子资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便是图文对比,细核引文,同时还要避免陷入“技术”伪装“学问”的误区。
诗注与经、史、子之注不同,包含名物制度、人物履历、语词典故、意象沿袭等。在注释语词时,有些可以借助电子检索轻松注释出来,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通过检索注出的,这就需要注者花工夫查找相似语词的用法、语境、义例,再经过分析对比、归纳总结,最终用凝练的学术化语言提炼出来。例如“先状”一词,屡见于古人文集:文同《丹渊集》卷二三有《成都新尹赵龙图先状》《汉州牧先状》《成都韩端明先状》等文。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〇亦有《上韩太尉先状》、卷八一有《上范资政先状》等文。其实在古人诗文中常常可见到以“先状”为题的诗文作品,不过大多数研究者未曾留意罢了。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注者排比大量“先状”检索所得结果,然后分析归纳,方可知“状”的原意。“状”原意为书信,而“先状”是指临见面前所致书信。据江少虞《事实类苑》卷四〇《高丽使先状》云:“熙宁四年,(高丽)始复遣修贡。因泉州黄慎者为向导,将由四明登岸。比至,为海风飘至通州海门县新港,先以状致通州太守云云。”将此论与上述各文题目对照,知“先状”即“先以状致”之意。在阅读过程中,若不能明了“先状”之真实含义,即使能读懂以此为题的诗文,仍有美中不足之憾,也无法真正做到文本细读。
在典故注释方面,注者首先需要从诗文字面上察觉出何处有典、何处当注;其次要能在众多的检索结果中选择出正确的释义,如此才不会出现漏注、误注的情况。以江西诗派为例,他们作诗讲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也就是说在摹写意象、运用典故时,往往不会单纯地沿袭陈语,而是通过变化营造出新的诗语意境。对注者而言,要注出原来的“胎”和“骨”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如果注者不具一双慧眼,则诗中典故可能会漏过。如北宋后期著名诗人唐庚所作《郡人献笋守以分饷群寮而吏独见遗守知之命追赐焉盖不出既久而人忘之也因成一篇》诗云:“坐稳膝生踝,凝尘罩蓝版。出少颜面生,未熟城市眼。争席人相忘,馈肉礼非简。本自无光彩,不必更埋铲。自知吾免矣,置酒具瓶盏。起舞属细君,相对一笑莞。”由诗题可知,一官府小吏人微言轻,久未露面,适逢分笋之际,为郡守、群寮所遗忘,吏因有感而作此篇。诗中“本自无光彩,不必更埋铲”二句不仅化用了前人的典故,还特意正话反说,反倒为注解增加了一重难度。原典出自《新唐书》卷九五《高窦传》:“古来贤豪,不遭兴运,埋光铲彩,与草木俱腐者,可胜咤哉!”此典并不常见,可算僻典,即使运用电子检索,也不易找到出处。何况,唐庚反其意而用之,意谓自己本无才华,何用再加韬晦。
宋诗中还经常涉及一些当时的制度,诗人直白写来,但却比注释典故更具难度。由于诗意明白,注者很可能将其当作平常语句放过;即使意识到此处该注,也不知以何为关键词检索。例如宋人张商英诗云:“饮散肩舆乘皓月,烛笼何用两行纱。”此诗末句为了押韵使用了倒装,正常语序当为“何用两行纱烛笼”。两句诗意谓月光皎洁,饮散坐轿而归,不需人在两旁提灯笼照明。粗看之下,似是描写了官员宴罢归家的闲适潇洒,其实诗中暗含了当时的仪仗制度。宋代官员仪仗,晚有人分列两旁持灯笼照明。可参韦骧《钱塘集》卷二八《以前韵作春寒攀迓》:“坐想琅邪归路晩,两行红蜡代婵娟。”由于此诗用以检索的关键词为“两行”,其检索结果之多可以想见,需要排除大量不相干的诗例,方能得到正解。从注释学的角度而言,注者除了应弄清宋代的仪仗制度外,还当做进一步的探求,即张商英归家途中为何不需道路两旁的蜡烛照明呢?原来在黄彻《 溪诗话》中有载:“前辈戏语,以郊外呵喝、月下烛笼皆谓之杀风景。”故知此处诗人隐含了欲避杀风景之意。如此层层递进的注释,才能避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弊病。
“E-考据”的学术意义与实用价值
在“E-考据时代”,博览群书、占有资料之难似可迎刃而解,学界看重的不再是长篇累牍的文献征引。那么,通过“技术”获取的“学问”究竟有没有学术意义呢?
以南宋魏庆之所作《诗人玉屑》为例进行考察。该书采用辑录体的形式,编刊了历代以来尤其是两宋诸家论诗衡文的短札谈片,堪称宋代诗话的集大成之作。书中所引文献,上迄汉魏,下至唐宋,遍及总集、别集、诗话、类书、笔记,颇为芜杂。正是由于《诗人玉屑》具有辑录体的性质,故导致了魏庆之在编辑选录时,以及文本在刊刻流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讹误。纵观全书,大体可归结为以下三方面:其一,由版本众多而引起的文字错漏;其二,误录诗名、人名,甚至是诗人与诗句之间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其三,征引原始文献时未加考辨,故多有漏注或误注出处者。凡此种种,尚有待全面的校勘与笺证,其中以第三种讹误——误注出处最为常见。
明确了问题所在之后,即可利用电子数据库进行检索,对原书所引条目逐一进行考辨,以笺证其真实出处。例如《诗人玉屑》卷十《野人趣》:“《闲居》云:‘妻喜栽花活,童夸斗草赢。’得野人趣,非急务故也。又云:‘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有嫌‘烧叶’贫寒太甚,改‘叶’为‘药’,不唯坏此一句,并下句亦减气味,所谓求益反损也。(《欧公诗话》)。”经检索得知,此条实出自司马光《续诗话》,《诗人玉屑》谓其出自欧阳修《欧公诗话》,即《六一诗话》,乃是误注。
再如《诗人玉屑》卷二《人名》:“余读《权德舆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势位。言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樵苏则为惬,瓜李斯可畏。不顾荣宦尊,每陈农亩利。家林类岩巘,负郭躬敛积。忌满宠生嫌,养蒙恬胜利。疏钟皓月晓,晚景丹霞异。涧谷永不变,山梁冀无累。论自王符肇,学得展禽志。从此直不疑,支离疏世事。’……(《石林诗话》)。”《诗人玉屑》谓此出自叶梦得《石林诗话》,不确。今检文献,知其亦见引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六“半山老人四”。而《石林诗话》虽有此条,然文字与《诗人玉屑》所引出入甚大。经对校各本《诗人玉屑》《百川学海》本《石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苕溪渔隐丛话》、四部丛刊本《权载之文集》,发现《诗人玉屑》此条乃据《苕溪渔隐丛话》转引,并非直接引自《石林诗话》。目前《诗人玉屑》通行本为中华书局2007年重印版,由王国维先生次子王仲闻先生校点。王氏校记云:“本条所引权德舆诗,与《权载之文集》及《石林诗话》文字颇有异同,殆魏庆之所见本《石林诗话》如此,兹不另校。”然而,诗中有异文之处《诗人玉屑》与《苕溪渔隐丛话》同,而与《石林诗话》《权载之文集》异。故此条并非直接引自《石林诗话》,而是据《苕溪渔隐丛话》转引,王氏此言不确。
诸如此类的校勘、笺证,若都是通过电子检索完成,显然不具有太高的学术意义;但其所创造的实用价值是无可否认的,即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准确的文本,令《诗人玉屑》不再以讹传讹下去。
“E-考据时代”下电子文本的使用及反思
眼下的学术研究已经步入“E-考据时代”,对于人文社会学科而言,利用电子检索功能,可以瞬间获取相关的文献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电子文本日益成为一种新的版本,但对待电子文本,必须慎之又慎,因其多有文字讹误、脱句漏句、引文不当等问题。
《旧唐书·刘子玄传》载:“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此即刘知几提出的著名的“史才三长论”。其实不仅编修史书需有三长,注释古籍也要具备“才”“学”“识”。在注释学领域中,虽然“E-考据”对个人学养的积累可谓功莫大焉,然而注者所具备的分析、判断、归纳能力的高低,仍是注释是否精良的关键,不可能轻易被“技术”所取代。为专书作注,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渊博的学问、深厚的素养以及孜孜不倦的精神,也就是说个人“才”“学”“识”的高低是决定注释精良与否的关键。
所谓“才”是指注者应当具备正确选择条目、精准训释词义的能力,善于深入浅出地分析、归纳总结,最终达到注释的学术化与专业化。所谓“学”是指注者能够博览群书,旁搜远绍,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从而具备深厚的学问积累。所谓“识”则有两方面意义:其一,从字词的选择来讲,是指注家能够慎重地运用对校、理校等方法,通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识”得正确的文本文字;其二,从注释典故、意象、出处上来说,是指除了要准确注出常见典故外,还得“独具慧眼”,能够识别那些化用了的、变形了的、重新组合后的典故。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学术问题都可以在“E-考据”下轻松解决,但对于注释学而言,单纯凭借“技术”,而自身缺少“才”“学”“识”的能力,还远不足以成为称职的注者。学问一途,任重道远。有电子资源的帮助,固然能够事半功倍,但若将其视为学术研究的唯一途径,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整理:刘玉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