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葛剑雄做客“尼山国学大讲堂”,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出发讲解“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葛剑雄首先阐述了“一带一路”的含义。现在所讲的丝绸之路一般是指从中国古代的都城长安、洛阳往西经过河西走廊到今天甘肃的敦煌,在西域(敦煌的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称为西域)丝绸之路分成两条不同的路径,最后汇聚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
谁开辟的“丝绸之路”?
现在教科书上修订的“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开辟了‘丝绸之路’”的说法比较符合事实。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河南安阳商朝王后妇好的古墓中发现了一批玉器,经鉴定是用和田青玉雕刻的。和田青玉出产自新疆和田之南的昆仑山,这证明在3000多年前已经有人把新疆昆仑山的玉运到河南安阳了。
考古学家、农学家都知道,我国的小麦、黄牛、羊、马、青铜都是在3000年以前从西方传播过来的。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保存较好的古代人尸体,其中有一具欧洲白种人尸体,尸体旁边有麦粒,时间应在3000年以前。也就是说3000年以前从欧洲、西亚、中亚通到中国新疆东部,再进一步通到中原的路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丝绸之路主要是由西向东延展的。理性地分析世界历史,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人类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流域、地中海周围等地区的发展比中国要早得多。所以早期文明的基本趋势是由西亚、中亚向东方传播,比如很多艺术最早是希腊人开始传播的。
“丝绸之路”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他认为“丝绸之路”指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由洛阳、长安至中亚撒马尔罕的商道。这个路上主要的物流是丝绸,因而命名为“丝绸之路”。如今“丝绸之路”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提升,跟日本专家学者的努力脱不开干系。
“丝绸之路”为何没引起重视?
根据张骞通使西域的记载,李希霍芬所讲“丝绸之路”是在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但是张骞通使西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经济贸易,而是汉武帝出于政治考虑,希望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才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各国。公元前139年,张骞前往月氏联络夹击匈奴,期间非常艰苦,被匈奴扣押十年,回程路上又被匈奴扣押一年。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没有达到,但他带回来的关于沿线的情况吸引了汉武帝,所以之后再次派遣熟悉西域情况的张骞出使。公元前119年,张骞“赉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出使,此行的目的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张骞的副使则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
张骞的贡献之一就是携带丝绸。一是因为丝绸在西域实属罕见,二是丝绸易携带。正是因为他携带丝绸出使西域,才有了后来的“丝绸之路”。张骞使团将丝绸带到西域,西域商人开始了丝绸贸易,而中亚、波斯、罗马帝国对丝绸的强烈需求是维持丝绸之路的动力。
丝绸之路并没有引起古代中国的重视。中国历来以“天下之中”自居,地域广阔,无所不有,自给自足,对外无需求,也缺乏了解外界的兴趣和动力,不重视丝绸之路与此有关。历史上,古代中国没有正常的外贸,只接受“朝贡”,在人们的观念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且“天朝无所不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上提到了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相较于两位外国旅行家,杜环是被动旅行。公元751年,杜环作为文书跟着高仙芝的军队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作战,被俘虏。在这次战斗中,阿拉伯人俘虏了一批造纸的工匠,他们学会了造纸,并把它传播到了欧洲,正是这次“偶然”的际遇,使人类文化史得以迅速发展。杜环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他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经行记》,现在仍保留下900余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面描述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教。
历史上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商业不受重视也是丝绸之路不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商人”最初是周初商朝遗民的代称。商朝灭亡后,周王将商朝的贵族集中于一处严加管束,对其善于经商的商遗民也基本限制其自由,并只准许其继续经商。这些被集中管束的商遗民经商者通称为”商人”,以便与周朝人区别开来。年深日久,“商人”变成了生意人的统称。古代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导致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是监控防范的对象。历代王朝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陆上边疆地区控制严密,百姓不能出境;海上也长期封锁。明朝初年更是实行海禁政策。清朝初年,为防台湾郑成功的“抗清军”,曾经实行“迁海”,强令福建﹑广东等沿海居民内迁,距海三十里内不准人居住,民间对海外的贸易长期被禁。
中国历史上从未主动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通过丝绸之路贸易获利。在这条路上,经商者主要是中亚、粟特、回鹘、波斯、阿拉伯商人。习近平主席在论坛上提到过“黑石号沉船”事件,指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上来的一艘唐朝时期的沉船,在船上清理出6万多件瓷器和大量铜钱。经鉴定该船只为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
海上“丝绸之路”并非由中国开辟或掌握
中国人相信“四海之内”的说法,即天下周围都是海。中国古代有一个成语叫做“山陬海澨”,是指穷困荒远的地方:深山与海边。宋朝太祖赵匡胤优待大臣,对官员最严重的处罚是发配海南岛。在当时世人的眼中海南岛即为天涯海角,穷途末路。在工业化之前,海洋对中国来讲只有鱼盐之利,海上没有受到威胁而不建立海防是很正常的。
古代中国缺乏海洋意识,但并不缺航海技术。有史书记载,西汉末年航海已达黄支国、己不程国(今斯里兰卡),并有专门“译使”,即翻译官。但此后航海未能延续。正是因为这样,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中国开辟的,而是阿拉伯人开辟的。
阿拉伯人之所以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是因为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断绝,原本航海发达的阿拉伯人需要继续贸易,所以就利用航海来采购运输中国的货物,后来发现海上运输不仅便利,而且利润更高。另外,海上运输为瓷器外销提供了可能,也为引进青花瓷生产所用的釉(产于西亚的含钴矿物青金石)提供了条件。传统的丝绸之路在安史之乱后就断了,以后讲的丝绸之路是指今天新疆跟中亚之间的交通,不再指中国内地到外界的交通。
海上丝绸之路完全由阿拉伯人开辟和掌控。唐朝后期,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及其家属达数万人,已经形成国际社区,当时称为蕃坊、蕃巷,泉州出现了大量的阿拉伯侨民。宋末元初,阿拉伯人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垄断泉州港的香料贸易近30年,聚敛了大量财富。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后果
从规模上讲,郑和下西洋是中国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其目的是加强明成祖朱棣政权的合法性。
建文元年到建文四年,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名,攻下国都应天,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明成祖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永乐,但对于建文帝的失踪及其遗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怀,所以有人认为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的主因是寻找建文帝。另外,或许永乐帝认为通过郑和下西洋而赢得“万国来朝”是取得世人认可的方法,抑或是加强政权合法性的途径,所以派郑和下西洋劝谏各国来朝。他出使的任务之一,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
正因为如此,郑和下西洋在外界影响很小。近年来,郑和下西洋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但是在国外几乎找不到郑和下西洋的遗迹遗址。永乐皇帝去世后,郑和在下西洋返程时死于印度,宣德年间这项活动停止。因为郑和下西洋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耗资巨大,不计后果,造成国内国库空虚,大臣对此有抵制,后来在明宪宗成化年间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全部被毁。一直到清朝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到海外,第一个写文章称郑和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近些年,郑和航海的成就或许被夸大。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曾指出郑和到过的地方阿拉伯人早就到过,郑和的航海未超出阿拉伯航路,而且郑和采用的是阿拉伯的航海经验和技术(针路、牵星过洋)。经考证,郑和本姓马,是阿拉伯人后裔。
“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带一路”代表的是我们国家新的改革开放以及国际化的发展方向,目的是通过建设利益共同体,最终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的“一带一路”并不是“丝绸之路”的重现,而是新的创举;“一带一路”并不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发展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WTO的红利与前景。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现的大好形势,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得来的,但是将努力转换成财富离不开中国加入WTO。入世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证明没有良好的商品出口环境,财富很难积累起来。问题是WTO的红利将竭,国际上频繁发生的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表明中国在WTO的地位渐衰。第二,来自TPP的挑战。美国、欧洲等国家“另起炉灶”,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使得中国外贸受到威胁。另外,中国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化也蕴含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现在人民币已经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篮子,人民币国际化有所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一旦爆发金融风暴,人民币很难独善其身。所以,中国要“有步骤地慢慢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再次,产能过剩问题。世界上排前列的500种商品中,中国的产能占第一的有220种,产能严重过剩。我国制造业规模很大,但是仍然缺乏高端制造和自主知识产权,大量出口低端产品远不及科技发明或者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效益好。另外,中国正在构建外向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已经离不开外向经济、离不开国际合作,中国经济必然受到国际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相关国家的项目投入,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原料就地生产,满足对方市场的需求,然后采购返销,既能促进区域内就业,又能满足市场需求。
所以“一带一路”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提出要在“一带一路”中实现双赢,通过货币、政策、税收等的“互联、互通”,最终实现人心相通。
“一带一路”成功的标志是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在“一带一路”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文化并不是强制性的输出,而是“文明互鉴”。
总之,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一次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创举,而不是简单的“丝绸之路”的延续。(整理:郭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