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剥枣
我的栖霞老家,名字叫枣林。枣林这个名字,山西、陕西都有,济南附近、鲁西南等地也都有,在中国移民史上特别有名。山西、陕西被认为是明代来山东移民的重要出发地之一。我已经多次提出,我村的村名,亦属山西、陕西移民之标志。移民们走到哪里,就会把他们家乡的名字,也带到了那里。
大致是在明英宗以后的明代中期,我们范氏的先祖,才由栖霞十里铺抵达此地(元初由湖南平江迁栖霞)。在他们抵达之时,村子、村名都已经存在。父老传言:村里最早的村民,是姓卫的。卫氏之前,当然也可能还有更早的村民。不管怎样,村名应该是由山陕移民或移民的二三代命名的,时间当在明初。这一结论应该能够成立,只是目前尚缺乏碑碣、遗迹等确凿佐证。
枣林的村名,来历大致如此。不过,乡亲们更愿意顾名思义,他们都认为村名既为“枣林”,那自然是因为村边山坡随处可见的枣树林呗。这似乎无可辩驳,实际却完全只是想当然。
老家村子的四周山野,枣树固然不少,但都只是野生酸枣。这种野酸枣,散落生长在山坡或山地的地头,大致是灌木,通常长不高。枝干是褐色的,有小圆叶,开黄色小花,满枝都是硬刺。它无法当经济材来用,连烧柴都当不了。至于结的果子,叫酸枣,核大大的,肉却薄薄的,真正可有可无,也就只一层干皮罢了。而且,味道酸得要命。实在没有任何经济价值。
野酸枣,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也自然就不会有人去种,酸枣树就是自然散长的灌木棵子。丛生偶尔是有的,却极少有成林的情形,起码我没有在山上见到过。酸枣“枣林”,是无从谈起的。就算是曾经存在过,也不大可能被当成村名的标志性事物。中国人,一直都是最讲究实际的,尤其是村民。
真正有经济价值的枣树,老家人叫它“家枣”或“大家枣”。不过,直到我小时候,老家连一颗家枣树都没有。不仅我村没有,邻村也没有。恐怕栖霞县、烟台市,都不会多。现当代如此,古代亦然。自古以来的枣树之乡,应该是鲁北、河北、河南、山陕等地区。这些地区出产的枣子,个大、肉厚,晒干后甘甜可口,易于储藏和贩运,才是我们理解的鲜干果枣,甚至是能当饭吃的大红枣,才是我们老家人叫的“大家枣”。历朝历代,朝廷对这些地区,都会下达一些鼓励种植和保护枣树的诏书,出台一些地方性专门法规。尤其是山陕地区,枣子的产量很大,名贵品种也很多,在古代是当地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物。关羽,就是山西的一个枣贩子。“枣林”这个地名,出现于山陕,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它在不产枣的胶东老家出现,显然只能是山陕移民们的功劳。
野酸枣,都是自然野生的,当年我们这些孩子,也都是自然放养的。上山干活、割草是少不了的,漫山遍野飞奔、打闹,也是少不了的。到了秋后,一颗颗红红的酸枣,自然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伸手摘一摘,随手塞衣兜里,一小会儿,就是小半兜子。让枣刺扎着啦,让叶上的刺毛虫蛰着啦,甩甩手,不管它!要是再捎带着从酸枣棵子里逮住只吱吱叫的大豆乖子(蝈蝈),那可是天大的胜利!边走边吃,一咬嘎蹦脆,哇!好酸啊,但也得吃下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讲“望梅止渴”,我们不知道啥是梅,但一想到酸枣,立即满口生津,灵得很呐。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的胃口真好啊!如今胃不舒服,就不大敢吃酸的了。
大人们看孩子爱吃,疼爱孩子的,就会带着孩子上山打酸枣——把篮子放在棵子下面,一手用一根带木叉的木棍扠住酸枣棵子,一手用另一根木棍子打,枣、叶子就会哗啦哗啦地落在篮子里。孩子们快活地去捡拾掉地上的,一边捡,一边往嘴里塞,大人们这时候就会笑骂起来——“十馋九懒!看来是没啥出息的”。骂归骂,酸枣还是要打的。
大人们打酸枣,也有的是为了卖钱。酸枣很难吃,但枣核是一味中药,磨成粉,有安神催眠的作用。我见过大人们打回来酸枣,用大锅先煮,煮去肉皮,再把枣核晒干,就可以卖给收购的药站了。如此辛苦地采摘,价格却是极其低廉的。
酸枣棵子是散长的,不为人知的成熟后自然脱落的酸枣,自然属于绝大多数。有的酸枣,不知为何不脱落,会一直挂在酸枣棵子上,直至冬天飞雪降临。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光秃秃的酸枣棵子上的几颗酸枣,特别的显眼。咬一咬,干干的瘪瘪的,但不大酸了,倒是别有一番滋味儿。
“七月流火,八月剥枣。”老家上山打枣的时节,又该到来了吧。只是,如今村里的孩子,已经很少了。能挂一整个冬天的枣子,肯定越来越多了。城里的孩子,都是很可怜被圈养的,就更不知道“八月剥枣”的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