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狄其骢教授的回忆
狄其骢(1933-1997年)先生,江苏溧阳人。1956年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86年评为教授,199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为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生前曾任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文艺学综合研究所所长、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山东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狄先生为人温厚坦诚、淡泊名利,为学谨严锐进、开拓包容。
1958年5月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关于形象思维问题》,一举成名。先后独著、主编和与人合著《文艺学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文艺学新论》等著作多部,在《文学评论》《文史哲》等发表论文数十篇,在文学基本理论、比较诗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释读与当代形态建设、文艺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的探索和实践等方面建树颇丰、成就突出,成为新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文艺学家。由他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从审美理想出发对马恩的艺术理论体系作了开拓性探索和系统化研究,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由他主持编写的《文艺学新论》是其文艺学新体系建构的尝试与实绩,获原国家教委第三届优秀教材二等奖。在狄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本报特刊发他的两位老学生、当代著名美学家杜书瀛研究员和曾繁仁教授的回忆文章,以表达对先生的追思与纪念。
俗话说“师恩难忘”,狄其骢教授就是我的恩师益友。
狄其骢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以学术严谨扎实而著称,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与文艺心理学研究等多个方面均有建树。他严谨治学、坚持真理、敢于执言,从不随声附和,是一位当今少有的原则性很强的学者。他是我们山大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学术带头人。他1997年的过早逝世是我们山大文艺学科的重大损失。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当在学科发展中碰到难题之时,我就不免想到要是狄老师在世就好了。但这是永远地不可能了。狄老师就是这样在其64岁学术正处于发展颠峰之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医生就曾发现在狄老师的膀胱中长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在北京手术后,大夫说并无妨碍,但要注意观察。后来再未发现问题,我们大家都放心了,以为这件事情就像烟云似的过去了。岂不知,1996年深秋,狄老师发现咽食困难,到医院一查即确诊为贲门癌。这是一种长在非常麻烦部位的癌病,因为联结肺胃,开刀与治疗都较困难。然后就联系手术,狄老师的学生们都忙着给他找最好的大夫,进行着术前的准备。手术是顺利地进行了,但动手术的大夫却并不乐观,告诉我们已有扩散,但他已尽量将癌变部分割去。过了一段时间,狄老师回家养病了,情绪很好,我几次看他,春节也去给他拜年,我们谈了许多问题,我在心里对狄老师的康复是乐观的。谁知,春节还没有过完,就接到狄老师又犯病的电话。我立即赶到狄老师家,将狄老师送到省立二院。那时突然感到狄老师下地走路有困难,心里犯嘀咕,不知是何原因。住院后,检查治疗,病情时好时坏,但总体上是朝严重的方向发展。直到有一天,我得知狄老师下肢瘫痪的消息,到病房去看狄老师时,看到狄老师躺在床上,下面插着管子。他看到我,对我轻轻地说了句“下肢瘫痪了,小便有血了”。我只能无声地点了一下头。这是狄老师第二次发病后给我说过的最重要,也是最完整的一句话。此后,每次去看他,他都只点头,说“来啦”!就不再说话了,眼睛定定地望着远方。我知道狄老师此时内心的痛苦,我希望他能把这种痛苦发放出来,但他就是这种不愿以自己的痛苦加重别人负担的人。五月份,我们与狄老师的儿子小弟商量将他的片子送到北京找专家看过,诊断与山东省相同,宣告不治。有一天,我又去看他,这时狄老师更加虚弱,每次说话都要剧烈咳嗽。看我去突然挺身而起,要对我说话,但连续不断地咳嗽,却使他憋红了脸。我忙扶他躺下,然后对他说:“狄老师,你好好休息,不要说了,我知道,你是不放心你现在带的博士生的毕业和修课问题,你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安排好的。”听到这里狄老师才不说话了。也就是说,他一直到去世之前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学生。1997年6月3日晚,系里通知我狄老师病情严重。我立即赶到医院,这时中文系的许多老师都在狄老师病房的里外,有许多女同志都在哭泣。狄老师一再出现危急,终经抢救无效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狄老师去世后,我想了许多许多。他的去世,不仅对我们文艺学学科是一个重要损失,而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损失。
我和狄老师的关系真的是不同寻常。我1959年入学时,狄老师是我们的级主任,并且给我们开文学概论课。那时候,狄老师才26岁左右,长的清瞿潇洒,两眼有神,语言是带有浓重吴音的普通话,讲课慢条斯理,非常清晰。那时狄老师的爱人荣老师在北大工作,因此狄老师时常请我们同学到他家做客,请我们吃糖,吃水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临毕业时,许多同学聚在狄老师家吃的水饺。后来,我们得知早在1957年,也就是狄老师刚毕业时他就参与了全国性的形象思维讨论,并在当时的重要刊物《新建设》上发表重要文章,产生很大影响。我大学毕业后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与狄老师又成了同事。“文革”中,我和狄老师一起参加过两次大的活动。一次是1968年5、6月间我们一起在青岛四方机厂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也就是将我们与一些同学一起分到折车车间折那些淘汰了的火车车箱。这是一种很重很脏的活。我们每天都是一头土、一脸灰、一身汗。狄老师比我岁数大,但每次狄老师都要关照我注意安全,因为工地上到处是铁钉铁皮,很容易将手脚弄破,甚至导致破伤风病。再一次是1975年前后,狄老师与我一起被安排到淄博洪山煤矿给子弟中学的老师辅导中学教科书。主要当时中学教科书中收了“样板戏”的有关篇目,老师们尽管会唱,但作为文学的戏剧该如何讲却不会,于是由我们从戏剧的一般知识入手去给他们辅导。都是上的大课,有时好几百人听,窗台上都趴着看热闹的人。听课的人里面有大学毕业生,有师范生,还有只有小学程度的转业军人。我们师徒二人分别上去讲,真的像唱大戏一般,还要讲得切题还要讲得大家懂。每讲完一次课,我们都累得像骨头散了架似的,但吃了饭休息,第二天又要换一个点,都是自己背着包乘车前往,我们就这样奔波了20几天。“四人帮”打倒后,我们又都在教研室工作,是狄老师力主我从西方美学入手进入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之路的,也是他鼓励我挑起了西方美学课的重担。他常常以简洁的语言,一下子明快地指出我业务工作的不足。当我写完一篇比较美学的论文请他审阅时,他说你将一个人的长处和另一个的短处进行比较这怎么行呢?这真是一下子打到我学术工作中带有某种偏向性、片面性、缺乏科学性的痛处。他还批评过我学术工作中其他的一些缺点。到现在常常想起都引为警戒。但在实际的业务工作中狄老师对我却是全力支持的。1987年,我当时46岁,还算是文革后的年青教师,因为1977、78级留校的青年教师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我就在包括狄老师在内的许多师辈的支持下,晋升为教授。1995年,我当时担任学校党委书记,承担着繁重的党务行政工作担子。我有些不堪重负,一度产生放弃业务的想法,狄老师找我谈话,从文艺学学科今后的发展和我个人今后的发展考虑,要求我无论如何要坚持将业务搞下去。他鼓励我参加文艺学学科培养博士生工作,甚至对我说,你忙就少上一点课,我多上一点课,我们共同把培养任务完成。狄老师的鼓励与支持使我坚持了业务工作,也使我能一直走到今天。不仅如此,狄老师对我的生活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1970年,我妻子生小孩,我们与狄老师一起都住在三号楼三楼。狄老师与荣老师非常关心我们,经常做了菜给我们送来。就连我在青岛工作的二年,狄老师与荣老师也不断地给我留在济南的孩子送食品,关怀备至。我常想,如果没有狄教师的关怀、支持与帮助,我的业务的路与生活的路一定会比现在走得更加困难。
狄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肃很有职业操守的学者。在学术活动中,他与一切虚假自诩、互相吹捧等不良风气绝不为伍,对一些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我因做了多年行政工作,对有些错误行为常常见怪不怪,甚至加以姑息,狄老师都不以为然,尽管没有对我直接批评,但也要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评价某些学术著作和成果时,狄老师既无“左”的打棍子行为,也从不庸俗吹捧,而常常是肯定成绩的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缺点。用语的直截了当,常使当事者难以接受。这并不是说,狄老师的批评过分,而是当前的社会与学术风气中这种直言批评的话几乎没有,所以难以为人接受。狄老师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与敏锐的洞察能力,他对人对事的评价,常常一语中的。现在狄老师已去世多年,再回想起他说过的许多话都觉得特别深刻,仿佛有先见之明。狄老师的业务造诣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不仅早年在形象思维问题上发表不同凡响的见解,其后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也自成一说,而且早就力倡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质。他所主编的教材《文艺学新论》几乎包括了当前文艺学研究的所有最新成果,直到现在仍在使用,并被同行所称许。他的比较文学研究突出其理论建构,使之建立在更坚固的根基之上。他的科研工作不仅有创新,而且平实全面从不偏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艺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中,狄老师没有跟随当时的批判潮流,而是全面分析、充分阐述,至今仍有其价值。狄老师的学术工作,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方向性,更坚持学术工作的科学性。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理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方面从未动摇。但他又绝不跟风,而是努力地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在狄老师去世前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其学术上走上更加成熟并逐步收获的季节,我们曾经经历了动荡的十年“文革”,和一系列政治运动与生产劳动,只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得以静下心来做业务工作。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发展机遇,狄老师以其聪明睿智与勤奋刻苦,逐步进入学术研究的新的境界,他曾计划要做许多事情。他曾系统地给研究生讲授过“文艺学研究方法”,试图从新的视角对文艺研究加以突破,他还曾讲过“文艺心理学专题”,对突破传统的文艺心理学模式有着一系列创意。这些课程,凡是听过课的同学都反映深刻新颖、极富创见。他曾希望自己的学生进行“语言学文艺学研究”“中国传统气论文艺思想研究”“西方当代美学家研究”等,说明他在这些方面都有新的想法并试图加以突破。但可恶的病患却使这一切成为永久的遗憾。
我常常想,从表面上看,我曾有过的和现有的行政职务和学术职务比狄老师多得多,但从实际上说我的水平比狄老师差了一大段,而且永难企及。我很后悔,当年没有更多地向狄老师请教,没有更多地听他阐释自己的见解,现在只能反复地咀嚼狄老师说过的话与做过的事,从中吸取精神的营养。
狄老师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的事业和精神是永存的。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将永远铭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