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立言”打造精品
——专访成果两次入选《成果文库》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廖群教授廖群,女,1959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祖籍湖南。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学术研究主攻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
已出版的专著有《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诗经与中国文化》《神话寻踪》《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诗骚考古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多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韩非子趣读》等,编撰《孔子文化大典·生平卷》《两汉乐府学术档案》等,并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近年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1项等。学术成果:1998年《诗经与中国文化》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0年《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年《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获第三届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年《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8年《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2009年《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获第五届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文学院廖群教授今年有两个可喜的学术收获,一个是多年积累整理的《全汉乐府集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还有一个就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成果《先秦说体文本研究》入选了本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已是廖群教授的学术成果第二次入选《成果文库》,第一次是《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于2007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当时每年全国只有10部结题成果能够入选《文库》。今年廖群教授入选的成果也是中国文学类仅有两部著作中的一部。在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廖群教授办公室,她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廖群教授,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先后在山大获得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她向记者谈起了她的求学经历,谈起了她与恩师董治安先生的师生缘分。
1977年,我刚刚在下乡知青点劳动生活了一年多,就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知青点的人都走光了,只留下我一个。我边劳动边偷偷复习,终于考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
记得大一的第二学期,董治安先生给我们上“古代文学”课,被点名叫起来第一个回答问题的学生是我,我受恩师终生之赐由此开始了。我平生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大二时的“五四”论文竞赛,这篇论文是董先生指导的,我对古代文学的兴趣也由此开始培养起来。1982年本科毕业,我留校任教,留在了写作教研室。两年后,报考董治安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方向研究生,脱产攻读硕士学位,成为董先生独立招收硕士生的开门弟子。硕士毕业后,我又留校任教,这次留在了古代文学教研室。十三年后,也就是2000年,我再次报考了先秦两汉文学方向在职博士,这正好赶上董先生返聘招收博士这趟“末班车”,我成了董先生的关门弟子。
董先生是高亨先生的高徒,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古典文献学领域的学术泰斗,他献身学术、严谨求实的精神深深影响着我。我发表在《文学遗产》的第一篇文章《原始与文明的交响曲》,是由董先生亲笔修改过的硕士毕业论文整理而成;我第一次入选成果文库的《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与董先生的引领直接相关;我第一次知道郭店楚墓竹简出土是在董先生那里听闻,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综论》。董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希望自己有新的成果,以告慰董先生的在天之灵。
廖群教授从教35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她特别追求讲课效果,曾是山东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听到同学们说听廖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时,她会特别开心。
作为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同学们全神贯注聆听你讲课,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这是我的一种享受。因此我特别追求讲课效果,曾是山东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听到同学们说听廖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时,就是我特别开心的时候。
不过,更让我开心的,是听到曾经教过的学生取得优异成绩的时候。记得有这样一位同学,课堂讨论时他的发言很有独立见解,当时就觉得这是个可造之才,鼓励他考研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大学毕业时他举办个人画展,还邀请我去观看。后来他先是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硕士,师从刘跃进先生;后又考上北大的博士,师从袁行霈先生,现在已是人大文学院年轻的副院长,也是一位特别受同学们爱戴的好老师。我为自己教过的学生取得这样的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年我去人大参加高端学术论坛,在会议上见到他,他的发言仍然具有当年发言时的锋芒,仿佛让我回到了多年前的课堂上。
作为研究生导师,我以自己学术研究的追求和成果影响我的弟子们,鼓励他们多读书,勤钻研,多出成果,这两年颇见起色。我有一位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他在读期间发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因为学术成果突出被山东师范大学破格录用,也成了一位大学老师,这让我感到欣慰。
廖群教授的学术研究,全部集中在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她回忆说,是董治安先生把她领进了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领域,袁世硕、郝志达、夏传才、陈炎四位教授对她的学术生涯产生过重大影响。
当初选择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这个方向,与我的求学经历直接相关。1984年,我开始师从董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因为董治安先生从事的是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我便坚定不移地将学术研究之根扎在了这个领域。
在几十年的研究历程中,还有几位先生对我的研究走向有重大影响。
一位是袁世硕先生。大学本科读书时他就对我多有鼓励,我硕士毕业留在古代文学教研室后,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出一套古典文学普及读物,袁先生邀请我撰写上古神话,于是我撰写了《神话寻踪》,这是我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一位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郝志达先生。当年我的文章《原始与文明的交响曲:楚辞艺术形态考察,兼论楚辞与〈诗经>的逻辑关系》在《文学遗产》发表后,郝先生不知我是谁,只因欣赏文章就邀请我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安排我在大会第一个发言,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
一位是夏传才先生。这次在会上,我有幸认识了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先生。夏传才先生当时就是为筹备诗经学会去参加会议的,他让我给董先生捎了一封信,由此建立了学术联系,我也从此又走上了《诗经》研究道路。《诗经与中国文化》是我出版的第二部学术专著。
一位是陈炎先生。陈炎教授主编四卷本《中国审美文化史》,邀请我撰写第一卷《先秦卷》。先秦审美文化与考古关系最为密切,由此我开始接触先秦文物。以先秦文学研究的眼光去看,我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出土文物、文献可以与文学研究结合。《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出版于2000年,恰恰是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很自然地就将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为“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从此,我便又开辟了一个“文学考古”研究领域。集中研究先秦“说体”文本,则是2010年承担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后的“主业”了。
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上古段,年代久远,原本文献记载就不够丰富,要研究清楚当年文学的原生态困难极大,但廖群教授几十年坚持对于文学本相的探究。她认为: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应该有所建树,搞人文学科,其建树就在于“立言”。每做一个项目,她都要尽全力争取做到最好。
先秦两汉阶段,由于文学尚不自觉,文史哲不分,诗歌舞不分,文学现象及因素夹杂在各种综合性活动及典籍记载之中,其中先秦典籍又经过“秦火”,造成许多信息断裂,这些都决定了要研究清楚当年文学的原生态困难极大,而我的兴趣恰恰就在于对于文学本相的探究,这需要借助各种资料、信息,需要花很大功夫。但文学探究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经过一番努力,有一点新的发现我就会感到十分兴奋。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应该有所建树。我们搞人文学科的,其建树就在于“立言”,希望能使自己的成果对学术研究有所贡献,能传得久远一些。所以每做一个项目,我都会尽全力争取做到最好。
廖群教授独辟蹊径,开展了先秦“说体”文本的研究。2010年她以《先秦“说体”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立项,2017年这部著作入选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大概在2004或2005年,马瑞芳教授应山东教育出版社之约,主编一套“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邀请我撰写小说发展的第一段——先秦两汉段,古代小说的起源部分。我想一个事物的发生发展往往会由多种因素所导致,很难说起源于哪一个、哪一时,于是我不写起源,我写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既然谈“发生”,就要从多种文本中去寻找“小说”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先秦西汉各种史书、子书、经注书、杂说书,都特别喜欢援用“说体”这个现象。
所谓“说体”,是对先秦源自讲说、记录成文、具有一定情节性、描述性的叙述体的故事文本的统称,这个“说”乃是《说林》《储说》《说苑》直至后世《唐人说荟》之所说故事之“说”,而非“游说”“论说”之“说”。“说体”强调的就是故事最初是“说”出来的,因为是“说”而不是“书之简帛”,所以可以绘声绘色,可以有曲折动人的情节描述,有惟妙惟肖的动作、对话描摹,还因为辗转相告,越说越奇。
这种叙事文本有时还被称为“传”或“语”。鉴于它们与文学性“小说”的交织、源流关系,我便将它们统称为“说体”。2006年,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一文,反响比较大,引用次数有近五十次。其后《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先生参加我们学科博士论文答辩,交谈中提到这篇文章,我说这其实是我的《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中的一章,他说你还不如干脆就搞“说体”研究。他不经意中说的这句话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2010年,我便以《先秦“说体”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立项,现在这部著作入选了《成果文库》。
集中展开“文学考古”研究,是廖群教授开拓出的一个新的领域,这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借助考古、出土文献研究文学史问题,已经成为重要学术领域,并不断推出新的课题和新的发现。因这一成果的开拓性贡献,廖群教授入选了《2008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
“文学考古”是我对借助考古发现以解决文学史问题的方法和视角的简称,不同于以往已经出现的单纯借助出土文献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文学考古”所借助的“考古发现”包括金石简帛文献,更包括其他各种出土文物,诸如墓葬、陶绘、岩画、壁画、帛画、玉器、铜器、器物雕塑、画像石、日用品、铜镜等等,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决文学史上的各种问题。
前面提到,这个题目原本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后来我又以此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立项。为此我翻遍了历年所有能查到的《文物》《考古》杂志及各种相关著作,积累了大量出土文献、出土文物资料,将之纳入我已经比较熟悉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经过集中研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
比如结合史前墓葬、崖画、陶纹和秦汉简书帛画等,解析了神话起源,新证了神话故事和人物;结合周原考古和周代铜器铭文和刻画等,研究了《诗经》颂史诗、战争诗、礼俗诗、婚俗诗,关于其产生时间、作者、背景等提出不少新见;联系上博楚简《孔子诗论》重新考察《诗经》学史上的“公案”,回答了“刺诗”“淫诗”之辨、《诗序》作者之争以及“二南”归属、先秦有无采风等问题;结合阜阳残简、鄂君启节、银雀山汉简、汉墓文字砖、战国羽人像等出土文物,确定了《离骚》《哀郢》《卜居》《渔父》《招魂》《远游》这些曾受到怀疑的作品都有可能是屈原所作,从而解决了“屈原问题”中的最大公案;结合各种简牍、文物及画像石等,解决了先秦散文中诸如《论语》的阅读、《孟子》中的形象、庄子与老子的关系;《庄子》的成书年代等问题;结合阜阳、张家山、敦煌汉简等新资料,考索了先秦“说体”的存在;结合西周墓葬、战国盟书、秦汉简牍器刻及皇陵宫殿遗址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印证了《史记》中的记述和描写;结合汉简《神乌傅》《韩朋赋》及汉画像砖石和陶俑,对汉代曾流行故事赋作出了新的探讨;结合汉代画像石及歌唱俑等,研究了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的关系等等。
这一项目的结题成果,在2006年6月国家社科规划办的成果验收报告中被作为重要优秀成果专门介绍。介绍称“该成果首次提出‘文学考古’的概念,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结合考古发现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于全年《验收报告》中作为“一批富于创新、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研究成果”之一被专门提及;2007作为全国推出的10部《文库》成果之一,由全国社科规划办统一隆重出版。全国社科规划办于2007年7月10日召开《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二批优秀著作出版座谈会,新华社以“10部著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为题对包括该成果在内的10部著作的出版作了报道。2007年7月1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包括该成果在内的10部著作入选第二批《国家社科基金文库》的消息。这一成果获得了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及第五届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因为这一成果的开拓性贡献,入选了《2008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目前,“文学考古”已经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借助考古、出土文献研究文学史问题已经成为重要学术领域并不断推出新的课题和新的发现。
廖群教授多年积累整理的《全汉乐府集注》,今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这是一个工程较大的项目。她向记者介绍,《全汉乐府集注》中的历代笺注已经基本收齐,现在正在增加近年最新研究成果。
今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的《全汉乐府集注》,也是一个工程较大的项目。选择这个项目缘于教学研究的迫切需要。我的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汉代乐府诗歌是研究重点之一。当年我读研究生时,董治安先生就提到汉乐府缺少断代的全注本。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从先秦一直收到唐代,还只有解题没有注释。所收按乐府诗题编排,汉代乐府散见于各个诗题之中,难以集中考察。明清时期有两部比较全的乐府注本,即朱嘉徵的《乐府解题》和朱乾的《乐府正义》,但都不是专门的汉乐府注本,而且没有收入常见丛书,很难找到。到我给研究生们讲汉乐府列参考书时,仍然没有一部断代的汉乐府全注本可以介绍给大家。时至今日,《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曲》等等都出来了,就是没有一部《全汉乐府》。于是我便想到了自己动手,编纂一部《全汉乐府集注》,不但集中收录汉代乐府,而且力求将历代各种著述中关于汉代每首乐府诗歌的各种解题、注释都汇集收录,这样就一书在手,所需全有了。目前历代笺注已经基本收齐,下一步打算增加近年最新研究成果,争取做到更加完善。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