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研究琐记
一
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我起步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时,我国兴起了“文化热”。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已有的研究基础,我开始投入以关注科学与中国文化关系为重心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
1989年,为庆祝“五四”运动70周年,我写了《传统科学目的观: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一文,旨在挖掘中国科学界不能正确处理求真与致用关系的文化根源。现在已是台湾“中研院”院士的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看到后,建议我把该文压缩、改写,经他推荐,发表于台湾《科学月刊》。同年,我又写了《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一文。该文不长,但产生了一定影响,前不久还有一位年轻教师抱怨我,说我现在对传统文化批评的锐气远不如当年写《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的时候了。
1995年,由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路甬祥先生作为主编,我作为执行副主编,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等单位的一批知名学者,撰写了一套“中国科技潮”丛书。其中,我独立完成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一书。该丛书共7册,分别从科技思想、科技体制、基础研究、发明创造、高技术、科技人才、科技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等七个侧面回顾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套多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思想史。后来这套丛书获得了山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在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陆续发表了《中国科技体制形成的历史回顾》《中国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1958~1980》《一份重要的科技文献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新中国科技意识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关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几个认识问题》《科教兴国战略的政策思想创新》等文章。
1994年,我当时所在的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在青岛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我选定20世纪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严复,围绕他关于科学与封建文化、科学的认识方式和科学目的观等方面的思想,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带到会上,次年陆续发表,它们是:《严复论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严复论传统认识方式和科学》《纠正重官轻学传统心习,优化科学发展文化环境》。台湾清华大学与李约瑟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科学史通讯》刊登了这一组文章的摘要。
以后几年,我也写过数篇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文章,但已是断断续续的了。其中,《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核心命题刍议》批评20世纪初年“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科学方法万能”论,探讨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应用的限度。这篇文章产生了较大反响。《新华文摘》、中国人大《科学技术哲学》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分别做了转载或摘要,著名法学家邓正来主持的“正来学堂”专文褒扬了此文。
总之,1989年至1995年是我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开端时期。
1996年,我开始为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学这门课程。科学文化史是我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重心。在科技哲学的意义上,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隶属于科技与社会的范畴,因此为了加强研究的理论深度,我一度转向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相继出版了《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和《科学的社会性与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两部著作。后者不仅以默顿学派为中心介绍了20世纪西方科学社会学,而且从科技哲学的角度与西方科学社会学家展开对话,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评价,并就有关理论问题阐发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该书忝列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后,相继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此期间,我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也多是围绕科学社会学相关理论问题展开的。代表性的有:2004级博士刘海霞《夏平科学编史学思想研究》、2005级博士卢艳君《科学制度的理性光辉——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研究》、2006级博士王彦雨《科学世界的话语建构——马尔凯话语分析研究纲领》等。
当科学社会学进行到一定程度后,我觉得,是应该重新返回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时候了。于是,大约2007年左右,“西学东渐”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
二
自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西学东渐大致可分为传教士学术传教、洋务运动技术引进、先进知识分子科学启蒙三个时期。虽然此后西方科学仍在传播,但就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流而言,西学传播已让位于中国的独立研究。我打算首先从明末清初开始研究,随之,我所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把毕业论文也转到了这一方面。
西学东渐三百多年,资料浩如烟海,文字非古文即西文,难度很大。这一段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是禁区,因为“左”的年代认为,传教士到中国是文化侵略,传教士的话题相当敏感;另外,这一段也容易让人感到晦气,因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主要任务是发现中国做出的世界第一的东西,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素材,而西学东渐这一段则主要是被动接受西方科学,有长他人志气之嫌。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西学东渐研究开始升温。但是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界、史学界,而科学技术哲学界一直缺乏介入。客观上,除了难度大、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题材只能属于史学,似乎科学技术哲学不宜。我的看法是,和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一样,西学东渐的研究角度是开放的、无穷的。史学、语言学、传播学、宗教学、文化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都没有什么不宜的问题。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西学东渐,一定要紧紧把握住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主要任务不是发现新事实,而是在史学家所发现事实的基础上,思考事实之间广泛、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牢牢抓住“理解科学”这一主线,研究那些带有科学技术哲学性质的问题。科学变动不居,科学的本质亦然。故而人们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不能一劳永逸。在科学与各民族文化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科学的文化本质最容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显现,更何况中国的“西学东渐”持续300多年,周期长、速度慢、曲折多,因此,“西学东渐”是理解科学颇有特色的场域。总之,“西学东渐”的研究,对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明清科技史和儒学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顺便说及,科学上说的“近代”是从明末开始,即从利玛窦进中国开始,因为这时候西方科学已经传进来并在一些领域逐步占据上风,从科学性质的角度看,已经属于近代。科学史和一般历史的“近代”断限是有落差的。
大致说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变化有三个层次的影响:一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二是对儒学、道家文化等各个文化形态的影响;三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三个层次是一个连环套:整个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中心,而儒学包含着中国传统科学。虽然传统科学和道教、墨学等有一定联系,但主体部分从属于儒学。如果说西方古代科学包容于哲学,那么,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天算农医等科学则主要包容于儒学。所谓“圣人制历以纪天”“圣人制数”“儒医不分”等即是明证。
最初,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层次即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科学嬗变的关系方面。
(1)数学方面,2007级博士生宋芝业进行了《明末清初中西数学会通与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研究。这篇论文将明末清初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考察置于中西文化碰撞尤其是西方科学和儒学交互作用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关注了这一历史过程中儒学“理”的观念等方面的变迁。该论文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近期以《会通与嬗变——明末清初东传数学与中国数学及儒学“理”的观念的演化》为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天文历法方面,2008级博士生王刚选的题目是《西学东渐与中国天文历法的嬗变——以<崇祯历书>为中心》。《崇祯历书》这部书100多卷,篇幅大,难啃,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天书”,当今之世通读过它的人屈指可数。但《崇祯历书》是横亘在西学东渐研究道路上的一座碉堡,西学东渐影响下的天文历法的嬗变在这本书里得到了集中体现,必须攻克它。后来,为了加强思想深度,论文题目改为《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王刚在校期间围绕毕业论文,发表了数篇CSSCI论文。
(3)农学方面,曲阜师范大学一个受我影响较深、本科学农的硕士生做了《明末清初中国农学嬗变的哲学思考——以<农政全书>为中心》研究,这是我给他建议的方向。他为写论文专程赴上海徐家汇参观,并拜访了复旦大学李天纲等先生。中国传统农学是经验型的、精耕细作、顺应时令等,《农政全书》开始引进西方水利、农业机械,就连数学方法也开始进入农学。中国农学由此踏上近代化的道路。
(4)医学方面。医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而这个领域,虽然在医疗实践上西方医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医学毕竟整套建制地保留下来了。中医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发达较早、内容丰富、自成系统,旁及中草药、经络、针灸等,疗效显著。西方科学传进以后,中国医药学的变化、变化的原因、中医未来的发展方向等是很值得深究的。为此,出身中医门第的2009级硕士生郑言的论文题目是《张锡纯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该论文旨在以中国近现代中医学界泰斗张锡纯的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为例,运用“地方性”知识概念和后殖民科学观理论,分析西学冲击下的中西医结合模式,探求中医学发展的新出路。
(5)地理学方面。中国地理学传统比较强大,但方法落后,主要依靠个人游历搜集资料;盛行“天圆地方”观念;确定地理位置用的是“计里划方”等。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开始放眼看世界;同时,也使中国人了解到了地图绘制的先进技术,尤其由康熙帝亲自主持、由传教士主导、长达10多年的《皇與全览图》的绘制工程,是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在把西方先进的地图地理学知识较全面输入中国的同时,还在直接参与测绘的200多位中国人中间,培训了一批掌握西方测绘知识和方法的人才。所有这些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改造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方面的研究,除了2013级博士生刘溪关于《东传科学与康熙理学治国》的研究将部分涉及外,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学生做这方面的论文。
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科学嬗变关系的初步研究表明,民族科学的普世化是大势所趋。一方面,世界各国民族科学的主体部分或迟或早大都汇入近代科学的大潮之中;另一方面,诞生于西方并一度作为西方标志性文化的近代科学,也因为科学文化的急剧发展和独立性增强,以及世界各国精英纷纷加入科技大军而脱离了西方的地方性,最终演变为普世性的世界科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