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与新邦
——民国初年陈三立诗文中的遗民书写山东大学文学院李开军教授做客文学生活馆,从吴宗慈的《陈三立传略》中陈三立的形象出发,通过陈三立作品中的遗民书写分析,勾勒出民国初年陈三立眼中的故国与新邦的景象。
陈三立,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国学大师陈寅恪和著名画家陈衡恪之父,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人物,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民国初年是中国近现代史重要的变化节点,中国从一个专制王朝转向共和国家。王朝的更替会摧毁读书人的心理认同,这种情况下读书人会表现出一些纷繁的思想。陈三立在民国初年所写的诗文作品,很多都表达了他对于清王朝的追忆以及对民国的立场与判断。
吴宗慈所著《陈三立传略》是陈三立去世后出现的第一篇比较正式的传记,后人谈论陈三立在民国初年的遗民立场时也多引用此文为证。
谈到陈三立在进入民国之后的立场时,传记中这样写道:“民国肇兴,先生卜居宁沪杭各地,时与数故老话沧桑兴废,虽不少灵均香草之忧思,然洞察一姓难再兴之理,且以民主共和之政体,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之创局,与历代君主易姓有殊,故与当世英杰有为之士,亦常相往还,从无崖岸拒人之言行,其甘隐沦作遗民以终老,衹自尽其为子为臣之本分而已。”
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确认了陈三立的遗民身份,即文中所提“作遗民以终老”;二是这段话也提到了陈三立对民国的态度,即认为民主共和政体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之创局,并没有像崖岸拒人的那些遗民一样拒绝和新朝的文人、官员相往来。所以陈三立一方面忠于旧朝,坚守着故国情怀作遗民以终老,另一方面对新邦也没有恶感,甚至颇有好感,认为它是一个创举。这是吴宗慈对于陈三立在民国初年政治立场、情感立场的定论,在后世研究中也经常被当作出处使用,有一定的议程设置意味。
然而陈三立的故国与新邦真的如此海晏河清、时和岁丰么?他对于民国的情感真的如《陈三立传略》所言保持肯定与赞赏吗?当我们深入阅读剖析陈三立在民国初年的诗词时,会对传记中的一些看法有所修正。
陈三立在民国初年的日常生活
人们对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看法和评论,往往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遭遇和感受,因此我们可以从陈三立在民国初年描写日常生活的诗词来窥见他的立场。
一、转徙寄命的惊恐
在陈三立民国初年的生活中,尤为显著的是他在转徙寄命的生涯中所感受到的惊惧。辛亥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全国上下被战火笼罩,陈三立被迫离开自己在南京青溪边上刚建好的“散原精舍”,逃往上海的租界。在租界中,他生活困窘,诗歌中经常流露出一种惊惧的心情。
在民国二年(1913年)除夕,他写下一首《除夕》,记录了他1911年阴历九月份从南京逃往上海之后的感受。“惊鹘起将雏,下堕涨海侧。巧击谢弹丸,四顾戢翮翼。猥脱摽摇枝,樊笼聚而食。羁栖三改岁,此日又向毕。”陈三立以惊鹘鸟来比喻自己带着生病的女儿举家来到上海时的惊惧心情。“堕”字也反应出他身不由己的尴尬处境。来到上海之后,还要四顾而望,小心地击退四处来袭的危险。离开刚建好的“摽摇枝”———散原精舍,来到了“樊笼”一般的上海,诗人在上海租界里笼聚而食的凄惶和惊惧溢于纸上。这种惊惧之心,不仅仅体现在这一首诗中,而是在民国初年陈三立的很多诗中都有反映。他在宣统三年所写《沪居酬乙盦》中用“带霜疮雁横穷海,刷夜生驹失故闲”,将自己和其他困居上海的遗民遗老比作是霜寒之中横渡无边大海的疮雁和刷夜之后失去了自己马厩的生驹。《雨夜》中“谁问辞群雁,惊弓湿羽翰”又描写出自己作为一只辞群之雁的惊惧之心和处身凶险之态。
这些都反映了民国初年,陈三立从南京逃至上海后居住在租界的恐惧。他在1912年生日时又给自己写了一首生日诗,诗句“诉哀篱壁一秋虫”将自己比喻成一只在篱笆上哀鸣的秋虫,意识到自己“为虫”的一生将要结束,除了诉哀无能为力。这也表现了陈三立秋虫般转徙寄命的惊惧和哀伤的心理状态。
二、思念旧乡的愁苦
在惊惧和哀伤的情态下,陈三立写的大多是一些诉哀之作,他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思乡之情。这种思乡之情在他的诗作中也有非常多的体现。中秋对月暖人一片清溪月,隔岁偷看向海隈。
鬓底轮蹄喧叠浪,镜中楼观护纤埃。毬场弄影虫声去,笳吹飞愁雁点埋。
今夕何年更何世,厌厌羁绪对衔杯。
中秋本是团圆日,而此时陈三立只能在上海的租界中望月思乡,于是他将看到的月亮当作是照在家乡故宅青溪边上散原精舍的月亮,将真实的情境幻化成故乡看月。“偷看”一词也应证了前文所述他的惊惧之态。作者眼中的青溪月能“暖人一片”,诗句写的亲切可感充满了对故乡的温情。因为新邦的动荡不安,使得陈三立的旧宅与新巢之间也有了不可跨越的地理鸿沟。“今夕何年更何世”,虽不问自明,但多少也包含了诗人对现实新邦的怀疑与逃离。
三、囿于现实的无奈
陈三立临时寓居上海,虽然比较安全,但是仍感到很多的困扰,他把租界看成一个避难场所,同时也是蛇虺窟,每天怀着困居悲观的心态,时时刻刻感受到压力。
除夜
亘古存残夜,孤呻有小楼。
灯扶浆担去,埃杂海光流。
逃世吾宁及,攀天梦亦休。
夷歌暖杯酒,摇入万方愁。
这首诗写于宣统三年(1911年)的最后一夜,也是清政府的最后一夜,这是一个宣告时代结束的不平凡的夜晚,所以从时间上来看残夜和亘古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孤呻有小楼”则由时间转向空间,作者身处租界的一座小楼中,而楼外又是广阔的空间,这样在空间上也形成对比。新邦此时带给他的只有残夜与小楼而已,陈三立将自己的世界压缩到很小,而这种压迫感,则是陈三立在新的时代洪流下在租界困居压力的再现。小楼之外的尘埃在流动,看似温馨宁静,富有生活气息,但稍有迟缓后立刻进入了一种紧张,“逃世吾宁及,攀天梦亦休”,两天道路都已经走不通,逃世不行,攀天不行,只能怀着惊惧困居于此,听着夷歌喝杯暖酒,陷入无边无际的愁苦之中。
陈三立眼中的新邦
基于以上的日常生活基础,陈三立也发出对所处新邦的一系列观感。诗文之中,也呈现了他眼中的民国,透露出他对于民国的立场。
对于民国,他印象深刻的观感就是战乱频仍,并将其比喻为“四海都成蟋蟀盆”,他对战乱有着亲身体验,有着经历者的情感投入,不是作为局外者的隔岸观火。在他回到金陵散原精舍后,目睹战火劫难后的金陵城一片惨淡,满目疮痍,百姓民不聊生,由原来的欢乐之地变成喋血之地,四处萦绕着新鬼哭声,这给他带来了非常强烈的刺激。民国建立后的纲纪灭裂,则是陈三立对于民国的另一直观感受,这也使他的信仰世界发生重大动荡。“天纲日坠九维坼,倏忽揖让移征诛”,进入民国之后,人伦纲纪被破坏,维系国家的纲常伦纪,诸如君权、忠节、慈孝等也逐渐式微。陈三立对于忠节非常注重,在国家危难、清王朝迅速覆灭后,他目睹了文人、士大夫种种反忠节行为,产生了很多愤慨,对于守节之人也更加珍惜和敬重。在家庭层面,陈三立所看重的尊亲慈孝、宗法制度,也在民国时期受到新制度的摧荡。
除了纲纪灭裂,陈三立还观察到民国制度下雅废儒衰的局面。清王朝做官的多有儒雅老吏,既能安民守土,又能引领一方雅化之风,但到了民国初年都是武夫党人左右政局。同时民国以来,古典诗歌文章日益消亡,陈三立本人也受到了一些新文学作家的攻击。
民国初期,陈三立身外的现实世界战乱频仍,而信仰世界的纲纪伦常也随清王朝而覆灭,陈三立眼中的新邦到底是怎样的新邦?
一方面,天维人纪已坏灭;另一方面,兵战连绵仍不绝,给百姓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实世界兵战截杀,精神世界维纪坏灭。清王朝的覆灭尽管是大势所趋,是他无从阻挡的,但是却很难让他在理性和情感上认可民国。因此前面引述的吴宗慈所作《陈三立传略》中说陈三立赞成民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陈三立眼中的故国
新邦不安,那陈三立的故国又是怎样的故国?
陈三立的故国一方面是欢乐的,从他对之前金陵游乐生活的美好回忆中可见一斑,通过今昔对比,更衬托出他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新邦的不认同、不接受。但更为理性的一方面是他眼中的故国也是一个充满危机之国,千疮百孔早已无法抵挡时代的巨轮,已然逝去不可追。尽管如此,陈三立对于故国的认同感仍然不减,对于丁巳复辟逆流依然是壮其行而痛其败。这种态度尤其体现在他为张勋所写的墓志铭中。陈三立在写墓志铭时,将张勋的自述截断众流,直接从民国开始写起,对于张勋民国之前的经历仅用寥寥百字带过。他着重写了辛亥年后,张勋作为清军首领,如何固守金陵;民国建立后,如何隐忍与袁世凯周旋,保存军事实力等待时机;1917年,被推为复辟盟主后,如何率众抗敌。墓志铭描述了作战中英勇的张勋,将张勋塑造成一个挽救故国的英雄,体现了兴亡进退时的孤忠大节。
陈三立在写墓志铭时,是寄托了自己的情感的。民国以来,战乱不断、纲纪灭裂的景象,令他无比苦痛心寒。虽然张勋复辟失败,但是陈三立对此充满赞美。这表现了陈三立自己对于恢复旧物的渴望,对故国有一种深沉的情感认同。
回到开始引述的《陈三立传略》,吴宗慈在传记中渲染了陈三立对于民国的赞同感,而淡化了对于故国的认同感。李开军通过对民国初年陈三立诗文中遗民书写的分析,修正了吴宗慈笔下陈三立的形象。陈三立对于旧朝,有深沉的感情,而对于新邦民国,没有感情认同,甚至是反对的,一度有想恢复故国的想法。 (整理:颜亚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