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部分研讨会概要
编者按:2017年9月20-21日,由山东大学主承办的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在山东曲阜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各抒己见,探讨儒学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本报记者记录整理了部分研讨会的概况,以飨读者。
第一场大会主题演讲综述9月20日上午,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第一场主题演讲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儒学会堂举行。
英国牛津大学大卫·普里斯特兰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研究员,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教授结合大会主题,分别围绕“儒家思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精神人文主义”“六经的价值论理”“贤能政治”等作大会主题演讲。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主持演讲。
大卫·普里斯特兰教授从工业革命前后世界各国面临的各种不平等谈起,提出中国和欧洲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需要对儒学进行细化,才能用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中西方也有相同之处,中国使用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可以和西方社会相融合的机遇,同时也对中国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随着全球化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北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得到了肯定,美国、英国正寻求第三条道路,把税收投入到公共领域中。儒学强调的“大公无私”“一切为公”“克己复礼”等思想也可用于市场经济中,用来整治经济中的腐败思想,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合作,奉行的“克己复礼”的原则也非常适用。因此,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有相融合,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就“精神人文主义”而言,杜维明认为,扎根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是值得探索的深刻洞见。表面上,这一思想既不涉及在多极化世界秩序之下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也不涉及所谓的“第一世界”接纳中国成为一名重要参与者的意愿。但是,站在思想界的角度观之,如何能够找到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如何通过文明对话达成文化谅解、如何与地球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关系,都有赖于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伦理、新的宇宙论,这就是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他发现,在跨宗教与跨文明的对话中,印度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都可以持有儒家人文主义立场,而不会从任何意义上丧失他们所信仰群体的主要身份。“精神人文主义”结合了人类经验所共有的四个维度(自我、社群、自然、天道),来界定人类繁荣昌盛的最高体现: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的融会贯通;个人与社群之间健康的互动;人类与自然之间持久的和谐;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他提出,中国必须追求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必须与时俱进,从善如流。
关于六经的价值论理,刘梦溪谈到,学术思想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中华文化能够贡献给人类的“人之为人、群之为群、家之为家、国之为国”的一整套价值理念的精神旨归,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使群体成为和谐的群体,使家成为有亲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国家成为讲信修睦、怀柔远人的文明礼义之邦。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价值理念都在“六经”,即《易》《诗》《书》《礼》《乐》《春秋》这六种文本经典中。他还从“六经”的文本里面,包括后来成为“十三经”的《论语》《孟子》《孝经》里面,抽绎出“仁爱”“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六组价值论理,并认为这些价值论理,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贡献。总之,“六经”的这些价值论理,特别是“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文化给出的人类麻烦解决之道。他还分析了“中庸”“狂者”“狷者”的品质,提出只有“中庸之道”才能对“狂者”“狷者”进行把关。
贝淡宁教授主要介绍了为什么要研究“贤能政治”这一话题。对于贤能政治是人类共同价值观还是中国特色,贝淡宁教授认为,贤能政治或许是被关注得最多、但在理论层面被研究得最少的话题。政治体制的目的是选拔能力超群、品德高尚的人作为领袖,这个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核心内容。为什么选择“贤能”作为遴选领导者的合适的标准,与国家的规模、国家的历史背景等有关。不同的国家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同一个问题。他希望借助“贤能政治”,促使人们更多地讨论评价政治进步(和退步)的更加合适的标准,也希望能够在英语国家中广泛宣传,以推动人们更好地理解政治尚贤制。 (王莉莉 孔浩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现代路径在9月20日下午举行的圆桌论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现代路径”上,来自各地的学者和研究员汇聚一堂,就此主题进行发言讨论,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会议由人类学专家、山东大学哲社学院金光亿教授和复旦大学哲学系林宏星教授主持。
一、传统文化与构建当代文化自信2016年7月1日,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四个自信”的谱系,并着重强调“文化自信”。在此背景下,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光进行了题为“文化自信与儒学复兴之关系”的发言。
吴光认为“文化”即“人文化成”“文德教化”,“文化自信”是对本民族人文精神传统和道义力量的信仰和践行。纵观古今,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主要思想元素均源自于儒家文化中的传统美德,故而他认为中华文化自信的本质是道德自信。他曾专门写文章论述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形式与发展方向,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待儒学的态度,以及意识形态中儒学元素的增加。基于儒学与文化自信的关系,他为构建文化自信提出了四点设想:超越民族的悲情意识,用仁爱、平等的态度对待世界各国各民族;广泛开展全民道德教育与干部廉政教育,使全国上下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与精神;深化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运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力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支持儒学复兴。
中国孔子文化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先生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中华文明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他强调文化自信基于文化自知,现代人需要充分了解传统文化。儒家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和社会性存在,以人类发展为中心,为人类谋福祉。孔子曾有三个经典的话语:“百世”后治世之道亦可知也;他的治理方法适用于天下;“言忠信,行笃敬”可使“行”通达。三句话分别展现了孔子思想在时间、空间和为人之道方面的超越性。
二、传统文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射到了中华文明的价值上。中国孔子基金会研究员彭彦华在其题为“中华文明与中国模式的崛起”的发言中,梳理了两千年来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秦汉—大唐,以中国为中心,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经历了“华夏化”的文化同化过程。大唐—宋元,中国文化的影响超出了“华夏文化圈”,影响了全世界。虽然从16世纪末开始,中国势衰,中华文化势弱,但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等相继崛起,华夏文化圈复兴,为世界提供了西方之外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她指出中国模式有深厚的文明底蕴作支撑,其终级意义是为人类打开新的文明进步的通途。
来自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成积春和孟凡礼教授,根据其省级重点文化项目———“儒学与国家软实力提升研究”的现阶段研究成果,向会议提交了《儒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关于现实路径思考》的论文,成积春作了代表发言。他认为儒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可助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儒学强烈的社会规范意义,将其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可以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社会基础。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可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生态基础。儒家“和”的理念,道义思想,“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均可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依据。最后,他还为其实现路径提供两点建议:以儒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释义,以性善为出发点解读和解决国际关系中的问题;积极开展文化外交,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注重儒学的现代转化和传播。
三、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任慧以“艺术作品中的孔子形象研究”为题进行发言。她认为根据中央精神指示,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共识,但是路径仍有待落实。路径涉及目标、对象。她认为任何思想观念要在社会中树立并长期发挥作用必须要从青少年抓起,要关注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为此,她做了一项调研,以电影、纪录片、动画片、木偶剧、歌舞剧、电视剧等艺术形式中的《孔子》作品为对象,面向全国的中小学生展开调查。据现阶段统计,她发现孩子们十分关注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她建议要将传统文化有效地传授给孩子必须重视艺术作品的真实性。
中艺研究院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孙佳山发言题目为“西游题材改编的当代文化挑战———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产业中的传承路径”。他说,儒家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但二者不能等同,古典文学中重要的“西游”题材也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其改编过程的分析能为理解儒学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西游”题材在明、清两代共有13个版本,还有13个版本失传,以此类比,儒家经典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对优秀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统文化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始,国家已经明确制订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相关目标,希望将文化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所以儒学的传承要在文化产业的逻辑下完成。
参会学者与听众参与了对“具体路径”问题的讨论。吴光认为路径是多样的,如读经、恢复孔庙、文庙、书院等。他强调修复孔庙、文庙、书院不是单纯指建筑物,而是通过礼仪活动来加深人们对儒学价值观的体会。他还认为儒学必须要进课堂。杨朝明认为阅读经典是走近传统文化最踏实的方式。一位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哲学院的教授将路径归结为两类:沿照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逻辑去传承,经历文化生成的过程;进行意义性的转化,发现传统文化中对民族和当代人生活中限制问题的解答。
会议最后,林宏星教授做总结,儒学的现代发展应与现代人关注的问题紧密结合,把现代人生活中所遇问题的话语权牢牢地握在儒学手中。金光亿希望能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并创新性地发展儒学。
弘扬传统文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张玉婷)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9月20日下午,圆桌论坛“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在曲阜举行。本场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朱杰人教授和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海外访问学者、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包筠雅教授主持,来自中国、韩国、奥地利、比利时、厄瓜多尔等国家的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从当代世界文化现实、儒家功夫哲学、中非跨文化交流、儒家的全球未来等多个角度深入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价值。
“儒家的现代化是一个既追求多样性又追求包容性的过程”,来自韩国首尔大学、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的金光亿教授在谈及当代儒学的前景时这样说。结合儒教礼乐论与当代世界文化现实,金光亿开启了一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强调追求普世价值,不仅是儒学也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要做到的。
原台湾东吴大学刘克雄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关于传统文化要如何传承、如何弘扬,刘克雄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脚踏实地,不讲空洞的口号。传统文化是靠文字记载的,要真正地深入传统文化,首先要正确地认识文字。为了阐释认识文字的重要性,他讲述了在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的学习经历。从许志明先生教课的方式,他体悟到当今要真正传承传统文化,有两个重点:背诵和认识文字。从文字入手才能让小朋友真正深入经典,进而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美国大河谷州立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倪培民教授引入功夫伦理来讨论人类共同价值,倪培民所讲的功夫是广义的生活的意思。整个儒家的学问,可以说就是一个功夫论。核心是探讨怎么生活得像一个人的样子或者说怎样生活得更好。在儒家的学说当中,总体是怎么为人的学问,也可以说是功夫论。功夫伦理的理论有几个特点,一是它是一种自我成就,而不仅仅是责任;二是无需目的论或者人性论作为其理据。功夫伦理学可以使我们保持一贯的基本价值,功夫可以作为一个全面的哲学方法论。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博艾敦(Adams BODOMO)教授分析了非洲最新移民社群的问题,认为中非关系在非洲人迁移到中国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紧密,中非双方的交流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他提议建设曼德拉学院,就像孔子学院一样,可以传播非洲重要的哲学理论,丰富跨文化的交流。目前随着“一带一路”的倡议,有很多的这种项目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交流和理解对方。博艾敦教授的发言为儒学与全球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
俄罗斯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马良文(Vladimir Maliavin)探讨的主要的问题是全球结构和全球体系。他认为,为满足全球化大背景日益突出的需要,儒家的和谐观应在“庸”与“同”这两个重要概念范畴指导下进行。无论任何时候,在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时都应该考虑到协同的概念。马良文认为中国在海外有很多的唐人街,但是并不是一眼看上去的表面现象,我们必须理解中国文化才能够理解唐人街的存在。单纯的模仿唐人街是不行。
厄瓜多尔国家高级研究所教授、研究员王栋(Milton ReyesHerrera)在发言中认为,个体、社会、国家之间可以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要研究这个关系应该看一看哲学家是怎么想的,比如说中国的儒学家是怎么看待的。要研究中国的儒学和西方的哲学,我们要看到他们双方之间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从孔子的思想去进一步理解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并不仅仅是依靠法律、法规,还依赖人的自我修养。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教授认为,今天讲儒学有非常多的讲法,儒学也是可以分析的。他以中国哲学的天人之辩为例对分析的儒学进行了具体独到的阐释。很多人认为相对于道家,儒家比较强调人为,用中国哲学的语言讲就是,道家比较强调天而儒家比较强调人。方旭东认为对儒学的这种印象或者刻画是有问题的。方旭东的发言是从分析的儒学的角度,对儒家已有的一些理念在今天遇到的挑战作出的积极回应。他相信儒学的基本价值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一样有存在的意义。
本次论坛七名学者就会议主题“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分别作了精彩的发言,对儒学的现代化、儒学对人类价值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发人深省的智慧盛宴,也让我们对儒学的发展充满信心。 (刘玉茹)儒家思想及其价值———“道”与现实关怀9月21日下午,主题为“儒家思想及其价值”的圆桌论坛举行。来自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的学者对儒家哲学的价值进行了热烈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卫平教授通过探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对儒家文化的特点以及其在世界哲学史中的贡献做了说明。他从哲学的“类”本质视角赋予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的哲学是天道、人道兼立教之方法。天道是指宇宙本源、世界起源的终极原因,人道是对于人的本性的追问,是关于人生普遍性的问题。立人极是儒家的道,同西方哲学的相似之处,都是对最高价值理想的追求。所以说中国哲学称之为道,也体现了哲学的根本性规定。但是中国哲学有其鲜明的特点:儒家的“道”以性与天道作为核心内容展开;儒家的“道”以人性为核心;在价值理想的追求上,儒家的“道”是真善美理想的统一。这是儒家思想对哲学的独特贡献。
陕西师范大学的丁为祥教授做了题为“儒学:一种可以作为‘底色’的人生信仰”的报告,他从二十世纪中国人对人性信仰颠倒的现实中寻找儒学存在的新问题。二十世纪中国人以“超越信仰”的方式对儒学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最终落脚在“终极关怀”上,至此,儒家“关心政治,参与社会,热心文化”的特点,其人文性的“兼容”与汇通性的“底色”,构成了儒学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价值与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教授认为,儒家的价值取向是入世的,关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从修齐治平到内圣外王再到经世致用,都是儒学现实价值取向的突出范例。孔子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治国理政的主张,后世便有了“为帝王师”之言。儒家认为教育帝王的使命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张扬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儒家为家国社会、天下苍生的价值取向,今天不但没有过时,甚至可以认为它的现实意义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经世致用”是儒家难能可贵的情怀,在学者中应该起到动力性的作用。“经世致用”说明儒家不是务虚的,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现实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实学”的发展表现了儒家关怀现实、关怀社会的价值取向。
苏州大学的周可真教授讲解了中国传统实学发展几个阶段。从宋明的知行到明清之际的兼重实事与实证,到乾嘉时期的重实证,再到晚清时期的重实用,实学发展的传统几乎就是儒学的发展历程。它重在讲“怎样做”,这和儒家整体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明清时期对于科学的忽略也告诫我们,在经世致用的同时,不能忽略理论的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的赵卫东教授就现阶段出现的代孕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方法。代孕现象对儒家伦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血缘关系被稀释、亲子关系复杂化、人本主义精神面临挑战、诚信原则受到考验。这要求人们本着“儒学与现代社会双向互动”的原则,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审视中国社会,同时站在中国社会的立场上审视儒学。通过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在解决代孕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同时,实现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是儒学“现实关怀”价值取向在实践中最直接的应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祝东力认为,儒家要构建、维护以父子、夫妇、长幼为标志的人际关系和世间秩序———不平等的、过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儒家的基本内核。然而现代社会天然排斥儒家价值观,使其陷入了边缘化的困境。如果铲除儒家的等级制,彻底改造为只保存亲密关系的温存关系,儒学完全有可能解决现代个体受权力资本支配而处于孤独和焦虑境地的问题,为形成新的共同体提供精神滋养。这是儒家现代价值的彰显。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姜玉芳反对割裂学问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她认为,所有学说都是要用的,而且要用在应该用的地方。孔子“述而不作”是因为他认为学问不应该用于炫耀,而应该用在教育、修身的实践上。如果不能实现儒学在践行层面的需求,不去落实经世致用,不论我们谈多少次儒学的价值,都无济于事。
儒家思想是具有中国人特有思维方式的哲学思考,是对于“道”———天道和人道的沉思和追问,其价值体现在对于真善美的理想追求和对于现实的关怀,即历代儒者提出的“经世致用”上。任何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都不能离开物质世界而存在。儒家思想源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并对维持中国的统一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化的今天,儒家思想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儒者对国家、人民的诉求,必能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带来新的思路。 (文競萱)聚焦少儿读经反思读经方法9月20日至21日,“少儿读经利弊得失之检讨”专题论坛举行,论坛的举办具有特殊意义。自1997年王财贵在大陆推广读经教育以来,关于少儿读经的争议一直未曾中断。最近一场论争在2016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柯小刚教授发表《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以国学热和读经运动为反思案例》,对反体制的儿童读经运动提出批评,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此次论坛的受邀者大多参加了这场论争。目前,有关读经教育的讨论仍在持续升温,检讨读经得失、反思读经方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读经二十年,成就与困难并存作为论坛的主持人,山东大学的姚中秋教授首先对少儿读经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认为,过去二十年间,少儿读经事业的发展使得全国意识到传统文化教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同时,少儿读经界也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他呼吁公立学校与书院、私塾,学术界与教育界等多领域建立合作关系,努力在今日之中国建立一个覆盖所有人的经典教育体系。
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提出书院、私塾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他呼吁政府出台更加宽容的政策支持民间多元化办学。在现有条件下,书院应当通过建构完整学制、形成教师梯队、建立行业内部资质审查机制等方式获得社会和政府的认可。
曲阜国学院院长段炎平通过分享当地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指出民办教育相对于体制教育具有灵活、自主的优势,民办教学机构有责任恢复、发扬曾经中断的民族教育体系。他认为当代教育应崇尚多元、强调差异、主张开放。建构读经理论,回顾海外读经读经教育的发起人、文礼书院王财贵从“一的、二性、三原则、四标准”四个层次阐释读经教育的基本原理,并指出读经教育不同于一般教育的五个特质。他认为教育是开发人性的工程,教育要开发人性内涵的全部性和人性发展的全程性。教育要把握教育时机、注重教育内容、考察教育方法,而儿童读经符合教育规律。基于此,王财贵提出了四个检验标准———及早读经、老实读经、大量读经和快乐读经。
文礼书院杨嵋博士通过梳理海外儿童华文教育的历史,指出读经教育是海外中文教育的解决之道,并希望以此反思中国乃至全球的教育。杨嵋博士引用大量案例证明读经在儿童识字、正音、阅读、增加意志力、陶冶情操等方面的效用。她认为中国的读经教育将引领全球教育回归经典。反思读经方法,调整野蛮读经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柯小刚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两点意识:一是呼吁调整心态,二是提倡学的意义。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机遇下,人们当以谦逊、谨慎的态度引入自我批评、自我检省的机制。他认为,以少儿读经为例示的当代社会的古典教育陷入到“越反现代教育越走向一种更加激化的和异化的现代教育模式”的吊诡。对此,他认为读经教育不能脱离学,而是应当营造一种师生共学的氛围,否则将会把老师和学生变成读经的机器。
广东私塾联谊会的袁彦提醒众人,私塾作为一种民间自发创办的教育形式,其全貌之复杂不是一种模式可以定性的。只要本着不走极端的办学原则,私塾教育将是体制教育的有益补充。袁彦指出纯读经模式存在的弊端,对此,呼吁读经界内部多一些自省,以培养真正的士君子为目标,促进当代古典教育继续发展。
南京大学的颜峻博士从古代私塾视角对当代读经教育现状进行反思,对神化读经的倾向、降低教师选拔标准、不求讲解一味背诵等具体问题进行批判。他指出,0至3岁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期,需要合适的环境刺激和学习引导。这一时期,父母的爱和陪伴不能缺席。
英国爱丁堡大学王苍龙博士通过观察读经学校实际的教学生活,对当代读经教育中的儒家文化公民身份塑造问题进行思考。当读经学校以一种整合化的教育方式让学生集体背诵经典时,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学生的个体性。读经学校存在等级性问题,比如学生需要尊敬、服从教师权威。等级制还影响学生的社会交往。在教育地位上,读经教育陷入制度化的困境。此外,他认为读经学校对于学生的生活管理忽视了儒家精神。和而不同,在反思中重新出发在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就纯读经之弊展开热烈讨论。对于会议中存在的分歧,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张颖欣提出,社会应该保护那些在教育探索中遭遇挫折的家庭,避免批评舆论对其造成二次伤害。袁彦认为,就实践层面而言,读经教育理论不适合作为普遍理念对外宣传。柯小刚表示,教育是非常细腻的,需要采取柔性的方式而非极端化的手段,盲目追求成果。王财贵认为应该把教育的选择权归还给家长。面对质疑,他坦言没有不存在问题的教育,而自己只是提供了一种教育观念,并且相信家长有选择的智慧和权利。
论坛最后,主持人姚中秋作总结发言。他表示目前读经界仍然存在分歧,而本次论坛的目的正是让双方体会到对方的诚意。教育是唯一的目的,读经界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在探索中保持虚心、内省和开放的态度,共求善道,推动教育发展。(王冰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