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大师的生动群像 知识分子的风雨真情
——读吕家乡先生的《风雨人间情》
吕家乡先生的前半生是受过苦难磨炼的,心灵是经过苦水浸泡的,因而更懂得社会人生的价值。这是我读了他的回忆散文集《风雨人间情》(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后的深切感受。家乡先生生长于苏北沛县贫困的农家,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家境窘困又逢战乱,父亲早逝,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把他们姐弟们养育成人。抗战胜利,接着故乡解放,他有幸在高中二年级即提前考入山东大学(在青岛),接触了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沐浴在学术的海洋里。但毕业后,却因在校时和吕荧先生(一度被称为“自己跳出来的胡风分子”)有过密切来往,在1955年受到审查批判;审查解除后,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又因带头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而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劳动教养数年。六十年代初“摘帽”后,仍被当作“另册人物”在监督下从事中学教学工作。在“文革”风暴中,更是难逃厄运,被抄家、批斗、关牛棚,几次想到自杀,但为了妻子儿女,不能不咬牙活下去。直到改革开放平反获得新生后,他才走上了大学的讲堂。这本散文集,正是他大半生,经受种种磨难而坚持追求真知的真实写照。其价值,让人想到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集《牛棚琐忆》,同样是沉甸甸的苦难结晶的艺术佳品;所不同的是,家乡兄的散文集中还有不少回忆师长的文章,为众多的著名学者刻画出了鲜明的形象,这是当代散文中鲜见的。
第一辑“我家我身”是对童年生活、家庭亲人、求学之路及种种苦难经历的描述,许多篇章都催人泪下。概括其特点,可用“真实”、“真切”、“真诚”来定位。他所叙述的阅历是真实的,他所描绘的场景是真切的,他所坦露出的情怀是真诚的,文章不虚夸,不造作,如一首首悲怆的乐曲。记得一位西方艺术家说过,艺术,是学会真诚的一门功课。诗人艾青也说过:诗人应该说真话。家乡先生的散文集,正是心灵中散发出的真情、真话。开篇《母亲教我度阴晴》,不仅写出了母亲含辛茹苦,肩负重担,以柔弱之身,维持贫困家庭的生活,而且真切地展示出作者在母亲面对苦难不弯腰的精神感召下,应对逆境的心理历程。大哥因参加了八路军地下工作,躲避汉奸走狗追捕不敢回家,二哥被征兵离家八年,父亲去世都不能回来送终。后来三姐又不堪婆婆虐待自尽而亡……母亲遭受的心灵创伤该多大,过的是漫长的“咬牙钻阴沟的日子”,但她却告诉孩子们,“有阴就有晴,阴天要当晴天过,晴天要当阴天过”,坚强地带领全家挺下去。她每年唯一的一次大哭,是在父亲的祭日,在作者幼小的心灵中,那简直是感天动地的盛典。这位伟大母亲的形象,是一般散文中少见的。值得着重提出的还有《大哥,一团不熄的火》,写大哥对抗日工作赤诚奉献,后来却因和地下党接头未成,一直受到误解,新时期到来才重获党的信任;《大嫂》,写大嫂如母亲一样关怀照顾着弟妹;还有写二姐、三姐的文章,都是一幅幅苦难人生的生动画面,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心颤。
这一辑中还有一些文章写“扒火车”上大学,反胡风运动中受审查,以及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去劳教的经历,等等,也都真切感人。极左路线迫害青年的一个个例证,令人不寒而栗。我们看到,身为团支部书记的作者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批判后,自以为继续获得信任,实际上“当权者”却悄悄地把“思想反动”的结论塞入了他的档案,这就为五七年的灭顶之灾埋下了伏笔。令人愤慨的是,在“大鸣大放”中,某些人为诱导他往更“错”的路上走,还采取了恶意引导、甚至“诱供”的手段,终于把他打成了“极右分子”。在《羞愧的一页》中,作者平心静气地叙述了自己在1957年的经历,并没有鸣冤叫屈,却做了严厉的自我解剖。他写道:“如今在古稀之年,回顾这一段经历,更让我羞愧的……是我的人格、品行上的问题,这表现在鸣放之初的狂热,更表现在反右开始后的惶恐,我的激烈狂热是建立在动机不纯的出发点、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幼稚加狂热的态度上的。”这种解剖可谓入木三分。他本来是受害者,却如此解剖自己,令人钦佩。联想到“文革”中一些卑劣小人,作恶多端,至今却毫无忏悔自责之意,真令人感到悲愤难平,他们应该向家乡先生学习这种自剖精神。
本辑中《我曾背离知识分子天职》一文,以巴金先生《随想录》的反思自剖精神观照自己,不但清理了自己在一些思想认识、文艺观点上的错误,还特别提到,在1965年“四清”运动中,受领导指派,为了“立功赎罪”(因是“摘帽右派分子”),去猛力批判另一位“有嫌疑”的老师。对此,作者写道:“我觉得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和考验,受宠若惊,果然在会上虚张声势地对该老师斥责了一番。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状态和人格面貌何等低下。”作者一旦醒悟,就坚持与人为善。后来,在八十年代初,他曾在一次朗诵会上当众批评一位大学生讽刺中小学教师的诗,以致受到围攻;但不久开展“反精神污染”时,某位领导表扬了他,让他批判那位同学,并作重点发言,他拒绝了。他认为该同学有探索精神,只是过于偏激,算不上“精神污染”,推掉了“反精神污染战士”的桂冠,做了实事求是的发言。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觉醒后所展示的高尚人格魅力。
第二辑“我师我友”,提供了不少当代散文中少有的佳品。作者依据亲身感受,一一地回忆、叙写给自己授业、教诲的师长,包括山东大学的教授和省内外的学界名人,如华岗、罗竹风、王统照、冯沅君、萧涤非、殷焕先、吕荧、赵纪彬、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孙昌熙、高兰(以上都是山东大学的教授)、臧克家、田仲济、严薇青、冯中一、吴奔星等大家,都留下了形神俱备的剪影。作者既写与他们平时交往的点滴(他曾是几门课的课代表和校刊编辑),也写他们的治学态度乃至一些富有情趣的生活习惯,读来都引人入胜。这一辑着墨最多的当是《吕荧先生》一篇,出书前曾在《齐鲁晚报》分三次连载。作者和吕荧先生交往之多,受教之深,及受牵连之重,都有真切翔实的描述,对吕荧先生生活中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也有生动展现,一位有独特个性的学者风貌跃然纸上。这篇文章不仅写出了吕荧先生的人格和品德,也折射出那个荒唐年代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这些写专家学者的文章,可说是当前散文创作中的珍贵花朵。另外不可不提的是本辑中写给初恋女友的一封上万字的长信《关于一个傻瓜的童话》。五十年代初他们相爱数年,后因反右风暴,二人被拆散。但几十年难以忘怀,直到1978年,女友到济南进修医学才见面。没有畅所欲言的机会,作者便断断续续地写了这封长信。他强忍着血泪向对方诉说了自己蜷缩“另册”漫长岁月中的身心煎熬,以及欲罢不能的刻骨思念,让人唏嘘感叹。这篇长文,正是从作者血管里流出的血滴,眼窝中淌出的苦泪。清代诗人袁枚所说的“有不可解之情,必有不可朽之诗”,在这儿得到验证。文章发表时,有的青年朋友由于不了解作者经历的生活背景,因而体会不到那深沉的痛苦。这也从反面说明这种“文化化石”确有存留的必要。
第三辑“大洋彼岸”,是改革开放后,作者几次到美国探亲所写的见闻。作者以中国一位老学者的目光观察、展示了异国他乡新鲜独特的生活状态和风光,如对商场、学校、拉斯维加斯赌城的印象等。其中的《拜访汉学大家周策纵》,不仅写出了周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而且细致地写出了周先生谦逊、热情、朴实的待人之道和个性风貌。本辑文章和第二辑中写名人学者的文章是一样的佳作。
我觉得文集的不足之处,是在第一辑的后半部一些写回忆琐事的文章,似信手拈来,推敲不够,缺乏更多的文学色彩。
总之,这本回忆散文集是当代散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厚重深沉,有分量,值得一读。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一辑“我家我身”是对童年生活、家庭亲人、求学之路及种种苦难经历的描述,许多篇章都催人泪下。概括其特点,可用“真实”、“真切”、“真诚”来定位。他所叙述的阅历是真实的,他所描绘的场景是真切的,他所坦露出的情怀是真诚的,文章不虚夸,不造作,如一首首悲怆的乐曲。记得一位西方艺术家说过,艺术,是学会真诚的一门功课。诗人艾青也说过:诗人应该说真话。家乡先生的散文集,正是心灵中散发出的真情、真话。开篇《母亲教我度阴晴》,不仅写出了母亲含辛茹苦,肩负重担,以柔弱之身,维持贫困家庭的生活,而且真切地展示出作者在母亲面对苦难不弯腰的精神感召下,应对逆境的心理历程。大哥因参加了八路军地下工作,躲避汉奸走狗追捕不敢回家,二哥被征兵离家八年,父亲去世都不能回来送终。后来三姐又不堪婆婆虐待自尽而亡……母亲遭受的心灵创伤该多大,过的是漫长的“咬牙钻阴沟的日子”,但她却告诉孩子们,“有阴就有晴,阴天要当晴天过,晴天要当阴天过”,坚强地带领全家挺下去。她每年唯一的一次大哭,是在父亲的祭日,在作者幼小的心灵中,那简直是感天动地的盛典。这位伟大母亲的形象,是一般散文中少见的。值得着重提出的还有《大哥,一团不熄的火》,写大哥对抗日工作赤诚奉献,后来却因和地下党接头未成,一直受到误解,新时期到来才重获党的信任;《大嫂》,写大嫂如母亲一样关怀照顾着弟妹;还有写二姐、三姐的文章,都是一幅幅苦难人生的生动画面,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心颤。
这一辑中还有一些文章写“扒火车”上大学,反胡风运动中受审查,以及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去劳教的经历,等等,也都真切感人。极左路线迫害青年的一个个例证,令人不寒而栗。我们看到,身为团支部书记的作者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批判后,自以为继续获得信任,实际上“当权者”却悄悄地把“思想反动”的结论塞入了他的档案,这就为五七年的灭顶之灾埋下了伏笔。令人愤慨的是,在“大鸣大放”中,某些人为诱导他往更“错”的路上走,还采取了恶意引导、甚至“诱供”的手段,终于把他打成了“极右分子”。在《羞愧的一页》中,作者平心静气地叙述了自己在1957年的经历,并没有鸣冤叫屈,却做了严厉的自我解剖。他写道:“如今在古稀之年,回顾这一段经历,更让我羞愧的……是我的人格、品行上的问题,这表现在鸣放之初的狂热,更表现在反右开始后的惶恐,我的激烈狂热是建立在动机不纯的出发点、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幼稚加狂热的态度上的。”这种解剖可谓入木三分。他本来是受害者,却如此解剖自己,令人钦佩。联想到“文革”中一些卑劣小人,作恶多端,至今却毫无忏悔自责之意,真令人感到悲愤难平,他们应该向家乡先生学习这种自剖精神。
本辑中《我曾背离知识分子天职》一文,以巴金先生《随想录》的反思自剖精神观照自己,不但清理了自己在一些思想认识、文艺观点上的错误,还特别提到,在1965年“四清”运动中,受领导指派,为了“立功赎罪”(因是“摘帽右派分子”),去猛力批判另一位“有嫌疑”的老师。对此,作者写道:“我觉得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和考验,受宠若惊,果然在会上虚张声势地对该老师斥责了一番。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状态和人格面貌何等低下。”作者一旦醒悟,就坚持与人为善。后来,在八十年代初,他曾在一次朗诵会上当众批评一位大学生讽刺中小学教师的诗,以致受到围攻;但不久开展“反精神污染”时,某位领导表扬了他,让他批判那位同学,并作重点发言,他拒绝了。他认为该同学有探索精神,只是过于偏激,算不上“精神污染”,推掉了“反精神污染战士”的桂冠,做了实事求是的发言。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觉醒后所展示的高尚人格魅力。
第二辑“我师我友”,提供了不少当代散文中少有的佳品。作者依据亲身感受,一一地回忆、叙写给自己授业、教诲的师长,包括山东大学的教授和省内外的学界名人,如华岗、罗竹风、王统照、冯沅君、萧涤非、殷焕先、吕荧、赵纪彬、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孙昌熙、高兰(以上都是山东大学的教授)、臧克家、田仲济、严薇青、冯中一、吴奔星等大家,都留下了形神俱备的剪影。作者既写与他们平时交往的点滴(他曾是几门课的课代表和校刊编辑),也写他们的治学态度乃至一些富有情趣的生活习惯,读来都引人入胜。这一辑着墨最多的当是《吕荧先生》一篇,出书前曾在《齐鲁晚报》分三次连载。作者和吕荧先生交往之多,受教之深,及受牵连之重,都有真切翔实的描述,对吕荧先生生活中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也有生动展现,一位有独特个性的学者风貌跃然纸上。这篇文章不仅写出了吕荧先生的人格和品德,也折射出那个荒唐年代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这些写专家学者的文章,可说是当前散文创作中的珍贵花朵。另外不可不提的是本辑中写给初恋女友的一封上万字的长信《关于一个傻瓜的童话》。五十年代初他们相爱数年,后因反右风暴,二人被拆散。但几十年难以忘怀,直到1978年,女友到济南进修医学才见面。没有畅所欲言的机会,作者便断断续续地写了这封长信。他强忍着血泪向对方诉说了自己蜷缩“另册”漫长岁月中的身心煎熬,以及欲罢不能的刻骨思念,让人唏嘘感叹。这篇长文,正是从作者血管里流出的血滴,眼窝中淌出的苦泪。清代诗人袁枚所说的“有不可解之情,必有不可朽之诗”,在这儿得到验证。文章发表时,有的青年朋友由于不了解作者经历的生活背景,因而体会不到那深沉的痛苦。这也从反面说明这种“文化化石”确有存留的必要。
第三辑“大洋彼岸”,是改革开放后,作者几次到美国探亲所写的见闻。作者以中国一位老学者的目光观察、展示了异国他乡新鲜独特的生活状态和风光,如对商场、学校、拉斯维加斯赌城的印象等。其中的《拜访汉学大家周策纵》,不仅写出了周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而且细致地写出了周先生谦逊、热情、朴实的待人之道和个性风貌。本辑文章和第二辑中写名人学者的文章是一样的佳作。
我觉得文集的不足之处,是在第一辑的后半部一些写回忆琐事的文章,似信手拈来,推敲不够,缺乏更多的文学色彩。
总之,这本回忆散文集是当代散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厚重深沉,有分量,值得一读。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