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
贝淡宁(Daniel A. Bell),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国际著名政治理论教授,曾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13年,也曾担任过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员。其著作包括《城市的精神》、《中国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以及《贤能政治》等。
回顾贝淡宁教授的学术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哲学家由西方向中国的转向。贝淡宁在牛津大学先后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早年主要研究方向为社群主义。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新发展,产生于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过程中。博士毕业后,贝淡宁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任教。新加坡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在那里,贝淡宁开始研究儒家思想。他发现儒家思想和社群主义有相似之处,而且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资源,比社群主义思想更为深刻。随着工作地点不断变化,贝淡宁从新加坡到香港,再到北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更趋深入。在清华大学,他发现身边有同事研究怎样培养优秀的领导人:对于领导者来说哪些能力是必要的,如何衡量道德与能力之间的关系等等。这给予他很大启发,使他对中国自古以来选贤举能的政治模式产生兴趣,这便是后来“贤能政治”理论的开端。
此外,贝淡宁还研究城市的精神,这与他在不同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特殊经历密切相关。方法论上,贝淡宁采取从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的研究方式,即本土化的研究方式。本次访谈以贝淡宁的学术研究为线索,探讨全球化时代下贤能政治这一中国模式的本土意义与世界意义。
贤能政治:中国特色的政治治理模式
2017年4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办了人文高端论坛:“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论坛期间,杂志发布了“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贝淡宁《贤能政治》的出版名列其中。“尚贤制”这一中国特殊的政治治理模式引发世人瞩目。
提到贤能政治,贝淡宁强调“贤能”概念不同于英文中的meritocracy(精英治国)的概念,英文的meritocracy偏重能力,而且因为缺失了“贤”的意义暗含贬义,而中国的“贤能”有道德意义上的要求。“贤能政治”这个概念有很长的历史。《礼记》中记载有“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贤能代表儒家的政治理想。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有类似的思想。柏拉图认为,最有能力、最有道德的人应该成为统治者。《理想国》一书叙述了怎样培养哲学家,柏拉图认为追求真理是最重要的目标,哲学家通过理解抽象的真理就能学会如何治理国家。贝淡宁认为,大部分的西方学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些古代经典的当代价值,而今天的儒家学者就是要从经典中汲取智慧,使其对当代社会治理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一人一票制的反思
二战之后,小到社群,大到国家,都认为基于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模式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选拔方式。但贝淡宁认为,这种方式未免过于教条。随着普选制弊端逐渐暴露,譬如在大选中获胜的美国总统缺乏基本的政治经验,一些学者开始怀疑一人一票或许不是最理想的模式。贝淡宁在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模式后,认为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选举制更适合中国这样有两千多年官僚传统、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改革问题的大国。
贤能政治的具体落实
贝淡宁认为,以贤能为标准的官员选拔模式在不同时代,对于能力和美德的评估应有不同的方式。对美德的评价应以同级评审为主,为此他提出了评估道德时的量化标准:同级、上司、下属的意见可以遵照60:20:20的比例分配。因为朝夕共处的同事往往对彼此了解程度较深,能够限制媚上欺下者上位。
对于能力的评估则不应该一刀切,而是不同时代要有不同的衡量标准。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最大的任务是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中国政府在选拔和提拔官员的时候,主要的考量标准是看官员对于脱贫是否能有所贡献,而像环保等因素相比于经济发展方面的业绩并不是很重要。也就是说,在当时,提高经济指标的能力是最重要的。今天的中国,虽然解决贫困问题依然重要,但是其他如环保、腐败问题暴露得十分严重,所以其他方面的能力以及“贤”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同时贝淡宁认为,在中国内部,“贤能”的标准还应该根据各地的文化特色具体分析。比如曲阜很重视儒家文化,在曲阜,“孝”就成为衡量“贤”的重要标准。在当地人的认知中,如果一个官员对父母不孝,他怎么能做到推己及人、爱护百姓呢?所以选拔者会问询官员的父母:“你们觉得孩子孝顺吗?”如果他们勉强说“还可以吧”,那就会影响到官员提拔的可能性。但是其他地方不一定如此,比如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上海。贝淡宁强调,中国很大,应该用不同的标准去解决不同的问题。对于一些地区来说,或许脱贫还是最主要的任务,那么选拔官员就要看他能否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像杭州这样比较富裕的城市,衡量官员政绩的最重要标准可能是环保。但是环保的标准又怎样衡量呢?如果不是杭州本地造成的污染,而是杭州邻近城市的污染殃及杭州,那么杭州当地官员的提拔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吗?贝淡宁认为这都是应该讨论的问题。
此外,基层政府和高层政府对贤能的选拔标准也不尽相同。基层政府的问题相比于高层来讲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大部分老百姓知道他们领导人的能力如何、是否腐败,所以用民主的方式选拔领导是可行的。即使领导者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或者在任期间内犯了某些错误,后果往往也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但是高层政府对于官员的理性的要求非常高。高层政府出台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到本国国民,还会影响外国人和子孙后代,比如涉及外交或者全球变暖的政策等。如果高层领导对经济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等领域一无所知,也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一旦犯错误,就可能导致相当严重的后果。贝淡宁认为,富有中国特色的贤能政治不仅能够选拔出能力超群的领导者,而且这些领导者的决策往往更具有长远眼光和全局意识。“虽然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最理想的状态有距离,但是至少模式是正确的,按照这个模式来改善,我相信社会治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贝淡宁说。
回应质疑
贝淡宁的“贤能政治”理论,一经提出引发了很多讨论。他在《贤能政治》中总结了政治尚贤制的三大问题:腐败、僵化、合法性。学界类似的质疑还有高层尚贤是否能做到公开、公正?对此,贝淡宁指出,高层尚贤最大的问题是透明度的问题。如果选拔过程不够透明,其中可能掺杂非理性的标准,比如由一把手全权裁定被提拔官员的道德水平,乃至主观判定被选拔对象的能力水准,这会对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针对这个问题,根据大量的调查资料,他提出了同级评审的方式。美军的选拔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美军军官的道德水平普遍较高,他们能够为了军队牺牲个人生活。何以得知呢?因为选拔采取了同级评议的方式,同级的其他人能够提供较为公允的评价。
另外还有质疑,在贤人掌握政权后,怎样限制他的权力,保证他不会变质。对此,贝淡宁承认需要一些方式来限制领导人的权力,现在主要有两种可行的制度:一是集体领导制,二是对领导人的年龄作出限制。此外,他还建议探索其他有效的手段来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对比美国,美国对领导人的权力有很多制约,好的领导人想推行一些积极的政策却处处遭遇掣肘是常有的事,但反过来看,美国国内的政策对于坏的领导人也会有效地限制其权利运用。总体来讲,尚贤制是需要不断发展完善的,这个过程需要更加公开、透明。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并非排斥民主,而是将民主与尚贤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中西政治模式相互借鉴的成果,只是更多地以中国特色为主导。贝淡宁在书中探讨了“民主尚贤制”的三大模式,指出其中垂直模式即基层民主、上层尚贤的优越性。这样的“中国模式”对今天的世界有怎样的意义呢?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贝淡宁在魁北克省西南部的蒙特利尔市长大,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居民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后来,他又曾在英国牛津深造,在新加坡工作了三年,在中国香港生活了八年,在北京居住了十多年……这样独特的生活经历让他体会到不同的风土人情,进而认同“本土化”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当地的历史文化出发来研究问题。因此他反对某些自由主义学者用普世的框架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其文化和历史有着深刻的渊源,中国独特而悠久的官僚制度历史是长育贤能政治这种政治模式的土壤。因此,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很难直接复制。但是对于一些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比如越南、老挝等,中国模式不失为一种学习范本。贝淡宁认为,贤能政治的成效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如果中国做得好,别的国家就更容易来学习。相比于贤能政治,西方的一人一票模式看上去更容易推广。但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文化背景,推行效果未必好,比如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的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要借鉴、推行普选制,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并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
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对于全球化问题,贝淡宁指出,二战之后,全球化主要是“西化”,对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过程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全球化意味着真正的“国际化”,也就是说,中国、印度等原来所谓“边缘”国家可以真正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作用、展现价值。他提到今年四月在青岛召开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由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联合主办,主题是比较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国际关系思想。他感叹,自己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会议,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以前在相关理论问题上的对话太少了。他说:“我认为非西方国家都应该影响全球化的过程,发挥价值影响作用,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解决全球化问题可能的方法。”
2016年9月,贝淡宁加盟山东大学,他期待为山大的学生多作一些贡献,一方面,他希望可以提高学院的国际化程度,给学生带来更多国际交流的机会,扩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另一方面,他认为“儒化”对于教育改革也非常重要,他希望教育内容中增加一些儒家经典,扩大中国传统经典的影响。(采访整理:王冰雅 孔维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