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实质和中国的现代转型
——傅永军教授访谈录
(接上期)
四、全球化时代下的我们
(一)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就目前的趋势来讲,逆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全球化过程,使得地球已经变成地球村。所有问题都是联动性的,全球问题,全球一起解决,所以全球同质化的趋势会加强。我们呼吁保存文化的差异性,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全球化过程中非常明显的同质化现象。全球化当下最大的问题是同质化和多样化的冲突。全球化必然加强同质化,同质化必然要和多样化冲突。如何在全球化同质趋势日益强化的情况下保持多样化,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目前还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现在保护多样化的方式与中国各地电视台保护本土文化和传统所采取的方式有得一拼。我们经常看到各地电视台采用方言方式播出本地新闻和其他节目,但这只不过是个形式,实际上这些内容和语言交流方式在当地生活中也消失了十之八九。而在前现代社会,情况就大不相同。那时候生活形式多样而复杂,有些地方的传统很难令人理解,比如泸沽湖的走婚,过去汉族人就很不理解,还有过去的哭嫁,现在只存在于表演中,特别是民俗旅游表演中,成为一种吸引游客的方式,已经脱离了生活世界而成为表演性内容。
全球化的另一个趋势是话语共同体的出现,这可能是实现全球最终一体化的重要步骤。全球化深入而健康的发展需要构筑一个话语共同体。也就是说。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的不同共同体必须承认普遍话语的存在,这个普遍话语构筑了共同承认的价值理念,而共同承认的价值理念又是保持差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成为可能的基础。比如,在全球化自由贸易系统中,所有享受自由贸易好处的共同体都必须坚持真正的自由贸易原则,不能够一边要求别人开放市场,一边又利用非市场的政府权力设置自由贸易壁垒。公正的自由贸易是说,使用同样的市场语言的不同共同体之间向对方完全平等地开放市场。
全球化的第三个趋势,可能也是最难实现的趋势,即规则的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需要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实现了现代转型,变成遵守理性规则的共同体。所以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就是所有卷入其中的共同体都变成遵守规则的共同体。
(二)如何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型?
按照我对全球化的理解,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型,也就是使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内在支撑———通过传统表现出的中国人生存的态度、价值关怀、理解世界的方式等,完成一个彻底的现代转型。现代转型的完成,意味着把自己从独白式的权威体系转变为一种对话式的理性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任务,是特别要对知识分子言说的,就是要构建一个传统和现代对话的平台。这个平台要探讨在传统实现现代性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路径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战略和策略。
第二个任务,是要超越国族叙事,走出中西对抗,避免民族主义演变成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极易导致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最主要的表现是,把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的传统的现代转化,变成“殖民和反殖民”的问题。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不是内在的转型,而是在外部刺激下被迫要完成的转型。这种“刺激—反应”模式下的转型要求,一不小心就会引起我们对外来的现代性因素产生抵抗情绪,将外来的现代性文化认定为殖民我们的文化。如果从摆脱这种怨恨情结、积极融入现代秩序的角度看,我们会把外来的现代性因素看作为“镜像”,是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将传统的压迫性转型转移为内部自觉转型的参照物,供我们反思比较、理性选择现代化路径使用。所以,超越国族叙事,走出中西对抗,我们的传统的现代转型就会更加顺利一些。我觉得第二个任务之于现代中国有特别的意义。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出现任务的错置,会延缓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型。
第三,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中国人要养成尊重理性的态度。我在一篇题目为《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的文章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中国人传统上,不太善于接受理性和使用理性思维,突出表现在逻辑思维训练和研究不足。西方思想讲究严谨的分析精神和理性的批判态度,而中国思想中这种因素不甚强大。这不利于民族文化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生长。所以说,在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当中,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是要建立中国思想的理性叙述体系。从中国古代到现代,这个任务一直完成得不够理想。从理论层面,我大体想到了这些,具体到实务层面,省略不谈了。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任务非常明确。第一,中国必须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型,变成一个尊重规则的共同体。第二,中国要从被动的全球化走向主动的全球化。也就是说,中国不能只依靠经济力量在全球化过程中显示自己的分量,而是要以规则制定者的身份显示自己的现代性因素的充分成长与强大。如果中国的古老文化能够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一种资源,成为促进全球化健康成长的软实力,中国才能立于全球化的潮头,才是真正融入了全球化过程。
所以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有两点:一是自身实现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以这种转变来拓展全球化向深度发展;二是经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成为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捍卫者和实际的实施者。如果能在这两个方面发挥作用,那么中国的全球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为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体量大,而且中国拥有古老的传统,在雅思贝尔斯的“轴心理论”中,代表一种文明范型,关键就取决于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转变对现代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是我们意识到必须进入全球化体系,挑战主要是我一直担心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所起的反向作用。
(四)全球化的“山大解”
山东大学作为一个以生产知识和智慧为存在目标的共同体,既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智慧共同体。全球化过程中,山东大学要教会自己的学生智慧地理解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山东大学应当对学生进行一种关涉全球化过程的理性分析教育,通过这种教育,至少使自己的学生能够对全球化做出理性的、反思性判断。
此外,还要培育学生的实践智慧。山东大学要为学生提供一种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智慧生活的直接体验。山东大学有条件使差异的文化聚集在一个场所,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进入一种多元文化环境之中,耳濡目染地学会智慧、多元地和别人打交道。这在山东大学实际上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因为山东大学有众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学者、学生,大家可以相互交流自己的生活常识、对生活的理解,可以在一起做活动。通过活动,大家能够体会到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而学会尊重他人,学会怎样和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交往。我认为,全球化的“山大解”无非有两点:理论上,山东大学应该加强学生的全球化意识,让学生学会用理性去理解全球化;在实践智慧层面,山东大学要实实在在地创造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流环境,让学生学会智慧地对待“他者”、理解多元文化,尊重其他文化传统。
(五)全球化视野下的个体生存
现代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所以对个体而言,最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理性生存以及运用理性与他人交往的能力。多元文化和不同风俗会聚集在你生存的空间中,首先你要学会尊重,承认差异的必然性,不能让自己所信奉的理论、信仰、生活习惯独大地作为一种终极标准而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与此相应的一个概念就是宽容。宽容引出“妥协”这个重要的交往智慧。妥协实际意味着,你与你的“他者”达成的任何共识,都是保持差异的共识。即使共识一时难以实现,也可能会得到消除误解之效果。当然,在现代社会当中,妥协不是无原则的退让,恰恰相反,妥协首先是持有(坚持原则),然后是宽容与尊重(文化与传统的对话而非对抗)。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的生活智慧。
从具体的生活实践来说,我觉得,尊重常识,可能是自我持守的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人们往往会被迷人的理论、超越的观念所迷惑,所以有时即使生活经验、或者说常识告诉他不是如此而是应该如何,他也不会为常识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人们往往会通过所谓的“提升自己的观念”来解决抽象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紧张,落入一个让经验的存在完全被超验所支配的巢穴。为什么要尊重常识?因为现代社会非常复杂,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如此复杂的社会现实,所以要让常识调节你生活中存在的那些超验观念,而不是以超验观念去规范常识。我觉得,过一种尊重常识的生活可能是最好的实践智慧。
至于修身养性,它当然会在个人人格的养成方面发挥作用。一个人的人格养成,在某种意义上,是追求自我完善。然而,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会按照规则生活。人当然要追求人格完善,但是有关人格完善的定义却千差万别,有着文化和境遇的独特特征,我们很难找到完善人格的普世范型。所以,任何人都不能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像自己一样塑造一个完善的存在形象。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准则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与他人并存的原则只能是日常理性可以接受的原则。所以,人必须按照理性原则去生活,尊重、宽容、妥协是理性在常识意义上可以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行动准则。日常实践智慧要求每一个个体遵循常识生活而不是遮蔽在超验的理念迷雾中。当代人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困境的最大原因是:不问是非,只问立场(持守某种自己坚信的理念而拒绝反思和倾听)。只要立场一致,就不论是非对错,这就是与常识相违背的生活态度。所以,我常常自我警示:“良知”“良能”这一套通过内心修养所得的高尚品质,在道德自我完善的意义上是有价值的,但是在伦理关系以及和他人交往中倒不是最重要的。 (学生记者 王冰雅 孔维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