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
——恭读《叶圣陶集》感怀(中)(上接2049期)
二、绚丽的教育人生叶圣陶先生的一生,是一位文学艺术家的一生,也是一位教育家的一生。一位名为朱永新的学者,编辑出版了一本《叶圣陶教育名篇选》,按照先生教育思想的内容分作若干篇,固然很有特色。奈何笔者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习惯于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考察人物的思想轨迹,故而本篇还是沿用我自己的老办法。因为受篇幅所限,只能大体上把握一个思想脉络。
叶圣陶的名字叫叶绍钧,圣陶是他的字,生于1894年,祖籍苏州。1906年,十二岁的叶绍钧考入苏州一所公立小学,章伯寅先生给取字秉臣。1909年,正在读中学三年级的叶秉臣,与顾颉刚等同学组织起国学研究会,并创办《学艺日刊》。那一年他只有十五岁。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叶秉臣认为清廷已倒,不能再做“臣”了;老师从绍钧的名字和“圣人陶钧万物”的诗句中取“圣陶”为字。同年冬,叶圣陶中学毕业,因家贫无力升学。第二年,十八岁的叶圣陶,在苏州城的言子庙初等小学当了教师。对于这段历史,先生在1961年《答孙文才》信中作了如下回忆:
“从前当教员,只是碰机会。”“我当年是中学毕业,毕业了无力升学,将来干什么,完全不知道。有人介绍给地方上的教育当局,教育当局点了头,分配一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我就当教员了。总之,从前把当教员看成当店员当机关职员一样,无非是个职业,借此吃一碗饭。过了两年多,那个教育当局下台了,换了别的人。新的当局有他需要照顾的人。于是我的位置就失掉了。”“以后几次当教员,都是熟朋友照邀的,也是偶然的机缘。”
1915年,尚在靠卖文为生的叶圣陶,由郭绍虞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课,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从此便走上一条编辑人生的路子。1921年,二十七岁的叶圣陶,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十二人,在北京成立文学研究会,共同举起“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旗帜。同年6月,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国文。11月,应杭州第一师范(委托朱自清邀请)前去该校任教。这就是先生早期的教育生涯和事业足迹。
可以看出,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和他的现实主义革新思想一起生根、发育并茁壮发展的。1919年2月,即“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先生以叶绍钧为署名,在《新潮》刊物上发表了《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一文。这篇论说文章,标志着青年叶圣陶奇迹般地登上了中国教坛。发文之时,他才刚到二十五初度之年呵!诚然,就思想深度和论说的水平来看,此文尚带有早期形态某些稚嫩的特征;但就其关注教育问题的思想指向来看,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天赋资质,此文已经初见端倪。
单就文章提出问题的方式来看,就已经显示出先生作为教育家的思想触角。他不象政治家们那样,一开口就必欲击中事情的要害,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说话。他的话说得甚是有大众味,却叫人觉得十分贴谱。文章开宗明义说道:
“我是个小学教师,小学教育界的情形,当然比他人晓得的详细些。就我所晓得的情形而论,竟可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好现象纵不是没有,至多只有二三分罢了。”
先生那种作为教育家的特质还不只此。他对教育界问题的态度,不是采用某种政治口号的语气,而完全是基于其作为教师的一种强烈的情感驱使。正如文中所说:“因此感喟频兴,思潮起落,觉得非改弦更张不可。”至于究竟如何改弦更张,先生则作如是说:
“这篇文字,一半算是我自己和一部分小学教师的忏悔,一半算是改弦更张的一个楔子。”先生的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并未露出什么锋芒,却寓意至深。这应该视为一位青年教育家的才情所示吧。
对于小学教育究竟要改什么“弦”、更什么“张”的问题,此文采用层层深入的论说方式。先生用花草的“发荣滋长的可能性”,比喻小学生的成长;用花草的种植者比喻教师;而把那些不称职的教育者比作摧残植物的种植者,由此便引出两种教育观。在先生看来,正确的教育观,“就是打定小学生一辈子的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根基。”与之相反的教育观,则是借“继承道统”、“宣扬圣道”之名,只是让学生读一些玄而又玄的字眼,而脱离实实在在的人生观根基。由于这种教育观占着主导地位,受其摧残的当然是那些小学生朋友了。文章深刻地描述了那种摧残孩子的真实画面:孩子们的自然性情,本来是活动不过的;当他们的性情受到约束时,难免会出现耐不住的情形。这种情况下,那些打着“为人先导”旗号的教师,不是用正确的人生观引导学生,而是“如临大敌,仿佛官吏对待乱民那样,定要设法压服了他们,自己才心恬心安。”
简言之,这便是青年叶圣陶的教育人生。
1919年之后的十余年中,先生在教育界的声望,大有一种青云直上之势。1922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中文系主任马裕藻之聘请,先生由杭州赴北大担任预科讲师,主讲作文课。次年,应邀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编辑,与顾颉刚合编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同年,应复旦大学教授、神州女学院教务长谢六逸的邀请,到这两所学校兼任新文学和国文课教师。1924年12月,刚到“而立”之年的先生,接任《文学》周刊主编职务。1926年,先生受杨贤江委托,创办并主编中国济难会机关刊物《光明》半月刊。次年5月,首任《小说月报》主编。1930年受命任《妇女杂志》主编。次年任《中学生》及《中学生文艺》编辑。1932年,先生编纂的《开明国语课本》共八册,由开明书店初版印行,解放前共印行四十多版次。
到此,先生不但从当年一个小学教师,一跃而登上了大学讲坛,而且成为拥有多个重要头衔的著名编辑了。阅历的丰富,视野的开阔,帮助他在教育人生的道路上走出了有史诗意义的一步。
1934年5月,刚刚到了不惑之年的先生,发表了《教育与人生》一文。这篇文献文字无多,气势磅礴,堪为其教育人生研究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在此文中,先生首次对“教育”和“人生”给出了一个严谨和科学的定义,他说:
“教育是用学校作为工具,把旧有的知识系统传授给继起的青年,使他们养成一种适合于现成社会的人格,以维持和发展这个社会。”而所谓“人生”,则是“包括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言,各人对于人生的见解,就是所谓‘人生观’。”
读了先生这段文字,我的心头为之一亮;同时也引发出许多感慨。在我看来,先生关于教育所给出的定义之所以正确,乃在于他赋予教育者一种高尚的人格尊严,一种为社会的进步所寄予某种厚望的人格尊严。教育的地位之所以特别重要,根本的依据就在于此。但问题是,先生的思想既然是真理性认识,为何自问世八十年来一直是流于纸面,却未能诉诸实践呢?事情看来并不如人们希望的那么简单。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一种有价值的思想,往往只能停留在一些有识之士的理想化追求的层面。这种追求是崇高的,美好的,但却遭遇现实中不文明势力的排斥。先生身为一个教育家,没有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人们都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不文明的势力,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存在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吾辈今日重读先生《教育与人生》这篇教育文献,确认教育是一种服务于把青年造就为“既成社会的人格”的载体,并由此便赋予教育者一种社会人格尊严的地位。无论何人,谁伤害了教育者的社会人格尊严,他的人生便留下了被社会所不齿的污点。
就在这篇旨在引领教育人生指南的文献中,对于教育与人生的关系,先生将其归结为“以教育认识自己”、“以教育革新自己”和“以教育成就自己”等三个方面,并以其严密的思维和文字逻辑,对这三个方面的内涵作了简而精的论述。勿需夸张地说,这些论断和论说,代表了上世纪中国教育研究的最高成就,从而历史地成为一篇经典文献。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的才思和才情,在此文中闪烁出耀眼的光彩。
此文发表后,先生的教育人生,是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和其后人民解放战争的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1938年,应陈通伯邀请,先生赴迁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1939年任《中学生》杂志社社长,次年该杂志改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与之同时,先生还参与主编《开明少年》月刊。
在致力于抗日救亡和服务于革命战争的同时,先生一直热衷于教育人生问题的研究。1941年12月10日作《高等教育所要养成的好习惯》一文,对其此前所说关于培养“适合于既成社会人格”的教育内涵作了深入一步的发挥,他写道:“对于‘教育’这个词儿的含义,专家们可以写成很大的一本书,可是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虽然粗略些,偏于常识方面些,但在非专家有了这样的概括,就足够了,那就是,教育就是养成好习惯。”
先生文中说的“偏于常识方面些”,是和教育学的专业术语相对而言的。先生用普通人都明白的话所作的概括,与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一脉相承。他用“好习惯”三个字概括教育的含义,叫人觉得缺少点深奥之处;但因这个思想完全在理,所以经得住琢磨。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贴近生活,就不能不承认,“好习惯”一说,乃是寓真理于朴实生活的真知灼见。由此可见,好习惯是一种彰显着“生活教育”的真理,而先生关于“教育就是养成好习惯”的观点,可以说是朴实无华之佳韵。
时至1945年,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殊死斗争,已经可以看到胜利的曙光。教育界的话题也多了起来。在此种情势下,先生于1月4日写下《革除传统的教育精神》一文。此文承袭了作者对中国教育改弦更张的一贯精神,着力批评传统教育精神的现实表现。文中指出:传统的教育,是“让一些人读书,应考,考上了的做或大或小的官,帮助皇帝统治老百姓。”民国以来,虽然皇帝没有了,但习染太深的传统教育精神依旧保持着,其表现是:“在施教的一方面,无非想造就一般公务人员与技术人员,这些人员高明不高明无关紧要,能不能为老百姓服务尤其不需顾虑,只要撑得起那个场面就成。在受教的一方面,看重分数,看重文凭,认定自己走的是利禄之途,此途走通的时候,就可以出人头地,高高在上。”先生因而写道:“试想这样的教育精神与传统有什么区别?”
先生此文对人们的警示在于:不要以为,只要朝代变了,教育精神就会像“新桃换归符”那样一貌全新。习染着的传统教育精神必定会变着花样,成为摧残受教者的痼疾。难怪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之日,几近九十高龄的先生,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出“不要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呼喊。
时至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已如摧枯拉朽。先生此时也像一位战士一样,精神抖擞起来了。3月4日写出《如果教育工作者发表“精神独立宣言”》一文,并于7月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公开宣称:“教育工作者将不再承袭我国传统教育精神”,“不再无视是非善恶”,“而只对人民服务”,并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目标不懈努力。此文作为一种“宣言”体裁,整篇都给人一种铿锵作响的精神力量。其中尤为感人的是“只对人民服务”那一段。这段文字,不论再过多少年,都会继续给读者一种新鲜感,所以笔者将其全部摘引下来:
“三、表示教育工作者只对人民服务。换句话说,不对某些个人或者某些个集团服务。人民不是个抽象的名词,是姓张的,姓李的,种田的,作工的,许多人的总称。这些人休戚相望,利害与共,教育工作者就杂厕在其中,教育工作者也是人民。教育工作者所以愿意费心劳力,做工作,尽责任,为的希望大家发育成长,不断地趋向美善,尽量地享受幸福。这期间,为人也为自己,为自己也为人,实在分不开来。唯其分不开来,教育对于教育工作者才是一种有意义的值得去干的事业,好比在自己参加的合作社里担一份职务一样。可是在过去,乃至在现在,教育工作者都有点像‘老板店’里的伙计,吃老板的饭,为老板服务,主意是老板的,得来的利益也是老板的。教育工作者成了伙计,就只能吹吹打打,滥作商业宣传,说本店的货色顶好,或者一无表示,唯唯诺诺,老板存着些霉烂货色,也昧着良心搬出去卖给主顾;这样为老板服务是到家了,教育的意义可完全失掉了。教育工作者如果认清自己是干教育的,就决不愿意当什么伙计;唯有在为人也为己,为己也为人的出发点上,才愿意干他们的真正的教育工作。”
在这段文字里,先生用了一些为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痛快淋漓地抒发了教育者不当“老板店”伙计的人格脊梁,由此强化了宣言的思想力量。凡是读过这段文字的教育者都该想一想,千万不要把自己异化为“老板店”的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