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及其带来的深刻变革(上)
编者按:全球化下的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空前发达,种种危机与祸根却也如影随形,整个人类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并变得生死攸关。面对这一时代大主题,我们理当给予辩证思考和作出历史担当。“全球化·中国化·我们”专题系列文化选项的要旨就是要寻求全球化与中国化问题的山大解,即给出全球化和中国崛起过程中所遇问题的山大版本,提出山大的解决方法、观点与主张。本报将分两期刊出何中华教授的特约撰文。本期开宗明义,探讨如何认识全球化及其对人类文明带来的一系列转型变革。
全球化是深度的现代化
首先,我先谈谈对于全球化的一些粗浅认识。我认为,所谓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现代化的当代形式;或者说,它是深度的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又是什么呢?现代化总是同现代性内在相关的。毋宁说,现代化就是现代性表现出来的历史形态。什么是现代性呢?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给“现代性”下定义,因为歧义太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来自西方的一个概念,与“进步”的观念紧密相连,被视为变化和提高。正是现代性使现代化成为可能并获得合法性。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预言了全球化,显示出两位思想家的远见卓识。譬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马克思语境中,“世界历史”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历史的,不是说只要有了人类,就有了“世界历史”。
当各个民族孤立地存在,彼此尚无交往时,不存在所谓的“世界历史”。只有当不同民族通过交往相互见面之后,人类才进入“世界历史”。显然,就这一点来说,全球化时代既是“世界历史”的产物,也是“世界历史”的表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民族狭隘性日益被解构的历史和逻辑,描述了“世界市场”的开辟和“世界文学”的崛起,以及“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趋势。他们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其结果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是全球化的一种历史叙事。从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看,全球化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带来福利,也潜伏着危机。一方面,全球化为人类交往开辟了新的空间和可能性,构筑了全新的平台,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提供了历史机遇,为整个人类的物质、能量、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度的交流准备了条件。在精神层面上,全球化也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谓的“世界文学”的出现不再是幻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和文化上的匀质化,文化多样性受到挑战。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代技术日益变成人类掌握世界的手段,这既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力,也威胁到生物的多样性,为生态和环境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吊诡的是,反全球化运动就像影之随形一样,伴随着全球化不期而至。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写的轰动一时的《21世纪资本论》,对全球不平等经济关系,作了相当深入的刻画和揭示。2011年9月,美国纽约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凸显出“99%vs1%”的问题。虽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但它无疑是对经济不平等现象实践层面上的抗议。通过全球化,我们也见识到了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资本的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启蒙现代性解构掉传统社会的“政治利维坦”之后,人类又不得不面对“经济利维坦”的宰制和支配。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以其哲学家的睿智,富有洞察力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他揭橥出“作为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19世纪的历史总充满着反讽和吊诡。可是,对于20世纪,乃至于21世纪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现代性在朝向未来的历史进程中,遭遇的是人们极度失望和与其初衷南辕北辙的结果。这是非常富有讽刺意味的。这种吊诡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解构。所谓的“后现代”的出现,不啻是这一解构的重要征候。
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的深刻变革
全球化无疑是一个总体性的进程,具有不同的层面,大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经济交往是全球化最深刻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全球化也是从经济层面开始的。商品输出的需要,决定了世界市场的拓展。而商品输出,归根结底不过是资本增殖和扩张本能的体现和要求。全球范围的民主化浪潮,无疑是全球化的一个政治后果。民主化是对的,关键在于西方某些强权国家囿于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总是把西式民主当成普世模式强行推广,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难以收拾的后果,以至于造成深刻的危机,直到今天世界仍不得安宁。文化层面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强势文化对非西方弱势文化的同化。有人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后果,就是所谓文化的匀质化。譬如,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穿着打扮上变得越来越相似或接近;人们看到的电视节目越来越相同;城市的个性也越来越不鲜明;人们的审美偏好越来越变得趋同……。经济其实并不仅仅是经济,它总是负载和隐含着某种文化观念和价值偏好。“肯德基”、“麦当劳”难道仅仅是一种快餐吗?在快餐背后其实隐含着人们对效率的偏好。所以经济现象背后总是含有某种“潜台词”。在这个意义上,单纯的经济是不存在的,经济总是文化的。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不过是某种特定文化观念外化或物化了的形式罢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深远文化效应,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在当代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转变。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世界市场的开辟,商品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主要是通过工业文明这一基础实现的。今天,随着信息革命的来临,特别是全球因特网的建立,信息的资源价值日益显现出来。虽然物质和能量作为载体和动力仍发挥着基础作用,但信息的重要性空前增强。信息时代的到来,改变的不是枝节性的局部样态,而是对人类存在方式本身的重构,甚至改变了人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深刻地塑造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和感受方式。虚拟化现实、数字化生存的出现,也直接改变了当代人的世界观和存在感。所有这些,都不能不投射到文化上,从而带来文化观念的深刻变革。文化变迁的迅捷化,加深了人们在代际之间的“代沟”,给文化共识的重建和传承造成困难。在知识爆炸、信息过剩的压力下,人们往往会变得无所适从,这就是当代人今天不得不面对的选择焦虑。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时代,人们面临的困境不再是选择机会的匮乏,而是选择尺度本身的丢失。在这样一个时代,潜含的危险在于:一是自由的滥用,譬如把任性误认为自由。后现代主义的建筑、文学艺术、哲学等等,固然是一种解放,但也不得不承认,它同时又是任性的一种隐晦表现。二是自由过度,甚至变成一种负担的时候,往往会“物极必反”,以至于出现弗洛姆所谓的“逃避自由”,从而为盲从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
更深刻的是,全球化改变了“历史”概念本身。它把历史线性的时间模式,转换为非线性的空间模式,从而深刻地重建了“历史规律”的表征方式。这大概是全球化带来的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文化后果。文化的不同不再仅仅是时代维度转变造成的发达程度上的差异,更具有了民族性维度排列造成的类别上的差异性质。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正是基于“世界历史”的崛起以及它所带来的这种变化而提出的。
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全球化在文化上刺激并诱发了基于本土化立场的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例如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本土化就像影之随形般地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同全球化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关系,从而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全球化带来的某些偏颇和负面效应,譬如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妨碍,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马太效应”及其带来的严重不平等……。应该看到,民族主义也具有两面性,它既可以成为抵制普遍性压制的积极力量,也有可能沦为极具进攻性的毁灭力量。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达成某种建设性的均衡。究竟何去何从?应该说,现在已经到了考验我们智慧的时候了。
人类文明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的拐点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球化也带来了“全球性问题”:它既包括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的诸如生态危机、环境恶化、能源短缺、淡水资源匮乏等问题;也包括导致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问题,诸如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核威胁、道德滑坡等。这些问题为什么是“全球性问题”呢?首先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具有全球性,不是由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地域的人们单独造成的,而是全人类共同活动的结果。就此而言,每一个当代人都应该为此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其次是因为这些问题带来的危害也具有全球性,就是说它危害的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地域,而是整个人类,没有谁能够幸免。再次是因为这些问题要得到真正的解决,也有赖于全人类的共同合作。离开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普遍合作,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人类若要避免毁灭自己,只有从现在起彻底治理自己造成的污染,并不再使其发生。我相信,这只有靠世界规模的合作才能实现。”因此,我们把这些问题叫做“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人们意识到并自觉地提出来了。它的出现,其实是宣告了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基本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失败,因为它造成了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造成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这不能不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为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在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时,不得不正视并着手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
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另辟蹊径,改弦更张,寻求新的可能性。因此,人类文明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的拐点,即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和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既使这种转型成为必要,也使这种转型成为可能。世界市场的开辟,导致了全球需求体系的建立,人类的需要甚至超出了地球承受能力的限度;现代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扩张,越来越成为整个人类同世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成为人类普遍掌握的征服自然的手段,戡天役物的能力因此空前增强。海德格尔说过,现代技术使人类面临从大地上连根拔起的危险。这构成全球性问题赖以产生的历史根源。毋宁说,全球性问题不过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产生的否定性后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生态文明为标志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上了日程。全球化使整个人类变得休戚相关,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建构的共识基础。在人类文明的当代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中国自然也担负着重大责任。
其实,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进程从来都是持辩证的评价的。比如,他一方面充分肯定西方对东方的扩张带有必然性,对于打破东方田园式封闭自足,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看作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他又谴责西方殖民统治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血与火的灾难,是一种“海盗式的侵略”,因而对殖民地国家人民充满道义上的同情。这种评价上的纠结,反映着在一个特定情境下的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之间的紧张乃至冲突。按照马克思晚年的设想,“世界历史”的开辟恰恰为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提供了条件。全球化的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历史机遇,为我们超常规发展提供了机会,使我们尽快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现实的可能。这一点已经为中国近40年的发展实践所证明,我相信它将继续为未来的发展所印证。同时,全球化也使我们有可能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降低一些摸索的成本,最大限度地避免发达国家曾经遭遇过的教训,少走些弯路。譬如生态和环境保护如何同经济发展相兼容,第一、二、三产业对于一个具有相当自足性的大国来说怎样排序和布局才能避免“泡沫经济”风险,如何规避信用风险以化解金融动荡,如此等等。
我们从全球化的微观经济基础也就是商品经济着眼,可以看得很清楚。商品交换具有“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两重性,前者意味着竞争,后者意味着合作;竞争才是实质,合作只是竞争的条件,合作的外观往往掩盖着竞争。全球化在带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引发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人类不平等的加剧,其深层原因正是市场逻辑即“零和博弈”关系造成的失衡。由于得失双方具有因果关系的性质,亦即你得到了恰恰是因为我失去了,因而造成二者之间关系紧张、矛盾尖锐。加上“马太效应”的影响,贫富两极分化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趋严重,以至于引发了一系列极其消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后果。国际局势动荡背后,其深层原因恐怕不能不追究到这一点上来。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指出,“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又说,“世界市场”使“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马克思的这一经典性提示,恰恰也是构成发展研究中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重要理论资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资之间的“零和博弈”关系,通过全球化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复制”,从而被放大为全球性的不平等关系,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据报道,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最近根据《福布斯》及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的资料,提供了一份报告《99%人的经济》,指出世界经济论坛(WEF)连续4年把贫富悬殊列为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但贫富差距却呈日益扩大的趋势。报告称,自2015年起,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其财富已超越其余所有人的财产总和。如以全球半数贫穷人口作为指标,2010年时,这半数人口身家仍可抵得上全球排名前43位富豪的家财;但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贫富悬殊已达空前严重的地步,排名前8位富豪的身家等同于36亿贫穷人口(占全球总人口一半)的总财产。这种不平等格局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一格局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又该如何应对? (周恋榕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