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 思 录
——在对话中浅析袁世硕的文学世界袁世硕,中国古典文学界的巨擘,同时也是见证和推 动我们山大“文史见长”并依然健在的老先生之一。作为后 辈晚学,笔者极其有幸地采访了这位仰慕已久的文坛常青 树。与其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是受教来得更为恰当。这位年 已八十的老先生不仅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而且思维清晰、 逻辑严密。尽管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对于袁先生博大精 深、匠心独运的文学世界笔者实在只能窥其一斑,纵然如 此,仍让笔者大有叹为观止、醍醐灌顶的喟叹。也正是这种 机缘巧合,在不知不觉中,袁先生将笔者领进了他自己的 文学世界。 文与史的界限首先,袁先生开宗明义地划出了自己关于文与史、古 代与现代文学之间经纬分明的界定。这种界定既清晰地表 达了他多年以来阅读、理解和研究的心得,也为我们青年 师生指明了兼容传统文化和现代潮流的要旨,毕竟文化的 传承及发展以文学为最主要的载体之一。古往今来,大众 读者群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文史混淆的桎梏之中。一方 面,他们渴望了解本国、本民族的历史;而另一方面,这种 民粹式的热情又大抵被人为压抑。古代史官仅将书写历史 作为提供“资世治道”的圭臬,至于本朝的“秽史”更是讳莫 如深,唯恐昭示于公众。为此,史官们在信息传达上重在纪 功铭德,枯燥乏味,把历史的文本禁锢在少数人的手中。 魏晋开始,一些文学志士开始打破这个禁忌,在志人、志 怪小说怪诞不经的掩盖下透露出些许历史的气息;唐宋 出现的以人物轶事为内容、以文学形式为载体、以平民 百姓为受众的传奇、话本开始比较成功地承担起叙述、 普及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功能;直到明清之际,中国古典 文学中的历史小说达到了巅峰。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平 常百姓逐步用小说、说唱乃至戏剧构建自己的历史观、 价值观,模糊了文与史界限。
袁先生以《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为例,反复告诫笔 者:其实,文与史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界限。与历史文本 注重真实人物的宏观功绩和真实事件的客观影响不同,文 学作品就是要以微观细节来取胜,以主观情感来感人:刻 画人物越活泼、个性越好,描写事件越生动、曲折越好;在 历史转述中沦为枝节末端的性格癖好、生活起居、道听途 说乃至风流韵事恰恰是文学创作中的椽梁支柱。如何吸引 最广泛的作者群,将阅读转化为悦读,保持自身长久的传 世价值才是文学的王道。在此前提下,文学文本中的人、事 与历史文本中人、事存在差异是必然的,区别这个差异更 是必须的。这个道理貌似浅显,比如看过《三国演义》的读 者都会说:“七分真三分假”;可惜在现实中践行却是极难, 否则易中天的《品三国》不会在大众读者中产生那么大的 影响。 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差异 在文学范畴内部还要区别具体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 不能将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等量齐观。袁先生在陈述 这个观点时,对现在某些作家、学者过度“古为今用”,将古 人绑架在当今社会的道德圣坛上表示了不以为然。他强 调,这种“移花接木”式的牵强附会自“五四”以来就一直不 乏市场。《水浒传》中的群雄招安,《三国演义》里的桃园结 义,《红楼梦》中的宝钗劝学等等动辄即被指斥为封建腐朽 没落的思想,更有甚者贬之为“精神毒草”,妄图占领所谓 的“道德高地”来迎合读者对名著可能产生的审美疲劳;还 有一种趋势,部分学者利用近现代新兴学科或名词,比如 管理学、人才学、战略学等名目,对古典名著断章取义、对 号入座,一味猎奇以献媚于读者。这些解读最大的症结就 是脱离了作者的阶级属性和创作文本的时代背景,以当代 人的视角及功利观过度揣测,滥加阐发,不仅离作品本身 渐行渐远,而且也是对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冲击。在这部 分人中,有的可能确实是出于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忧虑,或 是学术的争鸣;但其中相当多的人可能只是市场经济浪潮 下物质利益的提线木偶而已,对他们而言,丰厚的版税早 已凌驾于对古典文学的基本尊重。
经典文学著作绝对有其现世价值,否则也不会具有流 传数百年之久的生命力,要避免的是过度解读、牵强附会。 至于如何避免,袁先生认为,还是要回归到传统的研究方 法———辨章考据。与史学考据相比,袁先生还认为,文学史 考据的优势在于资料完全是第一手的。是谁写的?什么时 候写的?为什么要写?怎么写的?用什么样材料构思的等 等。只要把这些紧紧围绕作品创作本身的元素一一考证清 楚,文学作品的历史、涵义、背景、价值和局限自然会被清 晰定位,阅读时注意时代转化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错 误解读。袁先生专门举了一个实例:我校文学院的一位博 士用了近二十万字的篇幅对《太平广记》中一个驱除女鬼 的故事进行考据,将故事发生在魏晋时代的世俗风气和民 间神话禁忌,以及男主人公魏国大将钟繇的一生际遇、性 格喜好都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最终考证出来的结果是, 当时魏晋社会普遍认为,凡冤死的女性如想还阳必须与男 子媾和,而且这种方术是由大圣西王母流传下来的,仅此 而已。完全不是近现代以来对该故事解析的流行观点,谴 责所谓当时贵族士大夫玩弄、遗弃女性,女性生存地位窘 迫等。笔者不敢妄断这位博士的论述是无 懈可击的,但这种考据传递的呼声却是弥 足珍贵的,即请给古典文学一个单纯、质 朴,回归原生态的阅读环境和阅读心态。当 然,强调文学考证的重要性并不是让广大 读者都去做考证,毕竟前辈学者已经对流 行文学典籍做了大量细致精准的考证工 作;只是希望我们在阅读前选择优良的版本,树立辨章考据 的意识,抵制过度解读的恶俗。 文学的品位在袁先生看来,文学作品存在品位差异是难免的。加拿 大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曾把文学的发展经历分为四个层次: 神话、英雄传奇、写实小说和讽刺小说,而在四个层次各自 之中又可分为若干等级。如写实文学,其思想内涵、现实价 值同样有上乘、下乘之分。由此,袁先生对现在大行其道的 通俗写实文学,特别是官场文学表现出了审慎的态度。他主 张,文学接近于哲学而非史学,应该是美的,给人以向上、向 善的启迪,太过写实尤其是暴露人性丑陋卑劣的的作品不 宜过分推崇。
汉代大文学家枚乘有《七发》一篇,文中首以音乐、饮 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为题,分别用七大段文字精彩 地渲染了这几种物质享受,最后一段才话锋一转劝谏楚国 王太子在享受物质欢愉时还要加强精神升华,要注意修生 养性。这种文体写法,在文学史上称之为“七体”,流行于汉 魏之际,张衡、曹植、崔骃 等大家都曾写过这种“七体”文章, 不过后来很快就没落了。到了明代,“公安派”旗手袁宏道在 看完《金瓶梅》之后,有一段评语:“胜于枚乘《七发》多矣!” 换而言之,《金瓶梅》的作者不惜笔墨将西门庆欺男霸女、纵欲贪欢、勾结官商、无恶不作的人生经历描写得活灵活现、风生水起,几乎将人性中所有的丑与恶都集中在这一部书中、一个人身上。跟《七发》的“劝百讽一”相似,《金瓶梅》的结尾必然是西门庆一死了之,可书中物欲横流的恶因却不知播撒到多少读者灵魂的深处,如此无力的收尾能不能抵消前面长篇累牍的“享受”,如此尴尬的文学塑造到底是宣淫还是劝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属于世情写实小说,《红楼梦》也存在种种争议,但其文学品位和价值是《金瓶梅》无法企及的,因为《红楼梦》始终以“美”为主轴,哪怕是哀婉、欷歔 的 “美”。
当代文学也有这样的迷失,争相以曝光、揭秘为能事,唯 恐世人不知道丑恶为何物。时值央视热播改编老舍的《四世 同堂》,该剧前半部分强烈渲染汉奸的鲜廉寡耻,夸张一点 说,似乎北平城内除了汉奸便是想成汉奸而不得的人。当然, 无论是剧本还是电视剧本身都是出于批判、告诫的目的,但 是这种写实文学,为了烘托情节、激化矛盾、推动剧情对人性 脆弱和阴暗面过于挖掘、渲染,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的本来 面目,突破了美与丑的一线之隔,给读者的冲击可能不止是 视觉和情感上的冲击,有没有触及和扭曲人性真的很难估 量。因此,这样的“改良”作品可能会有一时的甚嚣尘上,但永 久沉淀不了的是文学的经典、历史的绝唱。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访谈让笔者受益匪浅,上述三千余 字仅是袁先生谈话的梗概,所能涉及到的内容亦不过是他 文学世界的一隅。除了对一些文学具体概念的界定和厘清, 笔者还在这位耄耋老人意气风发的畅谈中感受到了中国传 统儒家的中庸智慧。所谓“中庸”,就是在对立两极中寻求适 中或适度,善于处理事务的度。无论是文与史的区分,还是 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差异;无论是学术考据的实用和迂 阔,还是文学作品中的美与丑,俱在一线之间。以笔者度之, 袁先生正是精准地牵引着这条线、掌控这个度,构建了自己 文学世界中的中庸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