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什么故事
岁末年初,图书馆二楼窗前的吧台。
雪后晴日格外透亮的阳光穿过玻璃窗,泛起丝绸质感的柔光。我在考试月奋战的气氛里企图梳理没有头绪且平淡无奇的岁月。
生我养我的小城如同一位家道中落的老乡绅,他常年坐在那里,望着太行山的巍峨,汾河水的俊秀,不屑于去讲什么陈年旧事。他,大概是辉煌过的吧,从那些纵横交织的青石板小巷、长满青苔的石墙、重檐飞阁与隐约可见的曾经的雕梁画栋,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但他终究还是默默的,没有选择同当年一起闯荡的兄弟们一样摆出什么乔家大院、什么平遥古城。他并不愿做什么晋商故里,只做我们这些儿女的港湾罢。他只是在街巷两侧挂起火红的灯笼,把自己装扮成微醺的少年;他只是静静看着我们偶然发现一处漆亮街门进去是别有洞天的诺大庭院;他只笑我们秋游时发现山中有座古庄园、高悬的石匾上还有清晰的龙飞凤舞的“迁善庄”……他默默陶冶我们的淡然,他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去等待,更激起我们深入骨髓的眷恋情怀。
记得,儿时的北国还是常飘雪的,世界一贯的洁白,不似此时的干燥又凛冽。我坐在爸爸为我做的冰车里,奶奶拉着我,唠叨些她小时候的故事。4岁了,我还不会自己吃饭,不想上幼儿园,总要奶奶带我去跳蹦蹦床;总是抱着收音机,守着一抽屉的故事磁带听上一整天。那时的幼儿园阿姨一定是很讨厌我吧,我不认得几个字,又不听她的话去画红红绿绿的小鸟,而画我觉得好看的黑乌鸦。我喜欢甩着手绢跟姐姐唱《泥娃娃》,喜欢突然来一嗓子《山路十八弯》里的“呀———”吓大人一跳,喜欢和哥哥数树上的鸟巢,喜欢领着弟弟钻纸箱子,我就是这样任性地长大。
眼看着快该上小学了,我不得不被送去了一所貌似不错的幼儿园,遇到了人生第一个朋友和第一位伯乐。豆豆是那样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子,总是喊我去她家一起吃完一大盒冰激凌然后给妈妈打电话,“妈妈,我想吃冰激凌”“不行……”“可是,我已经吃了……”。只可惜一次次升学与分别,不知她是否还会偶然想起我。李老师,常鼓励我们上台讲话,我便天天给小伙伴们讲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故事,当时老师那表情貌似是———震惊。半年时间,我在小红花墙上爬到最高,也第一次明白我不是个坏孩子。
一年级的冬天,我穿着当时很流行的小裙子小靴子给全年级小朋友讲故事,不知怎么还即兴说了一大堆自我介绍和串词。我想那时应该是单纯的吧,肚子里有故事,很自然地想说出来,想让伙伴们一起快乐。而现在呢?我不禁叹息,即使去演讲也更多的是在演了。明明不喜欢的一个话题,偏偏要为了演而刻意搜集好多故事与道理,又假惺惺地讲给众人。曾经那个脱口而出的爽快孩子不知何时被淹没在年轮里。觉得用大脑讲话很累,用心去讲才舒舒服服,可又身不由己地给自己套上那么一个壳,在亲近的人面前才摘下。我想,摘掉这壳吧,我尽力去做。
我是一个讨厌格式的孩子,总因为数学作业不合格被老师撕了算术本。直到我遇见第二位伯乐。杨老师是四年级的数学老师。不知怎地,她总是在鼓励我。于是,周末去上她的奥数班,和苏苏、文卓拣教室最后面的三张桌子,刷题刷题。下课交上去,冲出去跳皮筋,回来接着刷题。当翻过书的最后一页,确乎是满满的成就感。直到今天,每年假期,我们还会和翔子、坤儿、炫儿,一起去杨老师家谈天说地,她也总是细数着我们经年的变化,嚷着要下厨做小菜。
初中的三年,波澜很少。遇到了班主任杨老师。杨老师对我批评是很多的,确切地说,除了偶尔在班上念一篇我的文字,没表扬过我。但我读得出来,眼神里满满的是恨铁不成钢,她所有的批判我都当做是鞭策。中考前的誓师,所有老师站在台上宣誓,只有她是哽咽着说:“我和你们在一起”。那三年,让我养成了奋力争先的习惯,也终于在考体育时,让我意识到自己跑得不慢。
高中,我遇到人生第四位伯乐。程老师,你是那样一个独特的存在啊。我记得,每一次考后你都找我促膝谈心,同学们都说真倒霉,我却觉是极大的殊荣。我记得,你中午留下来给我讲题,然后生着病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风雪里回家;我记得,晚上十一点,你陪着留下来自习的最后一个同学,帮我们挡着闯进来关灯的门卫……。
而大学,真切的是社会缩影。我希望自己在直面社会之前之后都能对这世界充满爱意,不要轻易向世界妥协,也不要傻傻地硬抗。若此刻我眼前站着童年的自己,我只想摸摸她的头,告诉她勇敢地坚持下去就好。
听大人说,越充实的时光就过得越快。我想我的大学就是如此。转眼到了大三,心中已有些许笃定,觉得未来并不是遥不可知。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像心中释怀的忧伤。
冬至一过,日子便越来越长,太阳会更早地升起,春风会悄然来袭。一位朋友曾经讲“愿我此生唯一自传,如同诗一般,清醒”。他应该不会介意我的引用。
我没有什么故事,只愿此生唯一自传,如同诗一般,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