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研究和写作的辛勤开拓者
——记山东校报界元老田广渠先生◆ 1952年 ,《新山大》全体编辑欢送余修(左四)去济南任山东师范学院院长,左三为田广渠
◆ 1981年 3月,田广渠(左二)在山东大学招待所看望罗竹风(左一)
◆2014年,田广渠参加曾呈奎先生诞辰105周年座谈会
◆2015年1月21日,赵太侔先生雕像在中国海洋大学校园落成,左二为田广渠
今年已86岁高龄的田广渠先生,长期工作在高教战线上,是山东校报界的元老,校史研究和写作的辛勤开拓者。我1953年考进山东大学中文系不久,就和他结识。记得我入学不久,便被系领导指定为校刊《新山大》的通讯员。《新山大》首任编辑田广渠老师负责文科通讯员的联系指导工作,开学不久,他就编发了我写的反映中文系学生生活的消息和通讯。他年长我六岁,我把他看成亦师亦友的兄长。
那时候,山东大学校刊《新山大》是在校长华岗、副教务长余修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在全国高校有相当影响。田老师经手采写了文科的一系列学术讨论,如《长生殿》、《红楼梦》,以及历史分期讨论等一系列报道、述评,工作中结识了山大的诸多文理科著名教授,亲历了那一时期山东大学的发展变化。之后,工作单位虽有变化,但一直在高校工作,这为他日后从事校史研究和人物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八十年代以来,我俩又有幸同归青岛大学,交情更深,并一起主编了反映青岛文化名人业绩的《琴岛帆影》一书(由作家出版社2008年出版)。他的治学和写作精神深深感动着我。
山大校刊的奠基者之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山东大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曾创办《国立山东大学周刊》(1931年5月4日创刊),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又创办校刊《新山大》(1951年3月18日创刊),两份校刊分别记载和反映了两个辉煌时代的历史篇章。《新山大》发刊词中写道:“本刊是《山大生活》和《华东大学校刊》的继续,也是两校合并后组成的一部分。”首任专职编辑有庞朴、史若平、田广渠、李肇年,不久,中文系副教授孙昌熙先生短期兼任校刊编辑室主任。田老师于1953年3月15日接到校长华岗、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签署的“助理编辑”聘书。他不辱使命,锲而不舍,成为山大校刊《新山大》的奠基者之一。
在不断提高校刊质量的同时,编辑部同仁时刻注意研究国内各高校校刊的经验和趋势,当时出版的全国120余家高校校刊都在他们阅读的视野之中。田广渠、史若平撰写的《全国高等学校校刊亟待改进》一文,在教育部主办的《人民教育》1952年二月号刊出,该刊同时配发了“编者按”:“本文提出的问题,值得全国高等学校领导注意……”。这是建国后第一篇关于高校校刊研究的文章。此后,他对此文进行了提炼,从理论高度论述了高校校刊的性质、作用和改革方向,改写后投给《光明日报》。该报十分重视,只对原文首段修改了几行字,即在一版作为《光明日报》社论刊出。1954年6月22日,该报编辑部复信作者:“广渠同志,来稿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材料,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用社论形式提出,比发表你的这篇文章效果更好。现酌送稿费,谢谢!”该文的发表,引起业界及领导层的关注,推动了高校校刊的改进与提高。
身为校刊编辑、记者的田广渠,以敏锐的视角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写出了不少具有代表性、关键性的山大历史事件和师生中的典型人物和若干评论。他撰写或编发的许多文章,不仅当时发挥了一定的教育作用,还成了学校的历史文献和校史索引。引起文坛重视的《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档案》的作者刘海军,在成书过程中,多次找到田老,从他保存的五十年代的十多本《新山大》合订本中,体验当年的政治历史氛围,摘录了相关的文章。八十年代初,他和台旭等同志倡议成立了山东省高校校报研究会,提出了不少创新性措施,推进校刊的发展建设。
田老几十年如一日,进行校史特别是山东大学史料的整理和挖掘。他说:“多年写下来,回头看看竟大都没有离开山大这个圈圈,即使写的医学院的多位老专家,也大都是从山大过来的。细想想,也不难理解。我所写的人和事,都是自己比较熟悉或有所接触者,甚至是倾心者,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常常觉得文章的主人公就站在面前,其形象气质和音容笑貌很自然地流入我的笔下,我是带着一个‘情’字来写的,写作的冲动,常使我夜不能眠。”
他就是以这种澎湃的写作热情和无限深情,为山大校史人物精心作传的。有人在报刊上称他为“山大校史研究学者”、“山大、青医校史的活字典”,这是名副其实的。山大档案馆原馆长刘培平教授曾用长途电话向田广渠咨询:在成仿吾1962年所写“山东大学校歌”之前,山大历史上还有没有校歌?田老师据实给以明确回答。
写赵太侔校长,八年四易其稿
2014年发表在《山东大学报》和《中国海洋大学报》上的《历史激流中的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13000字)一文,刊出前即被山大档案馆收入。2013年11月,山东电视台专题节目组拍摄《山东大学在青岛》,专访了田老师。
历经八年四易其稿的《历史激流中的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一文,在山东大学引起较大关注,山大老教授徐经泽、吕慧鹃、臧乐源、刘光裕等先后对此文章表示赞赏和肯定。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出版社副总编、山大1953届中文系校友赵淮青在信中说:“这是一篇高质量高水平的好文章。客观而又全面,合情合理,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读后深感亲切和慰藉。”
赵太侔(1889—1968)先后两次担任山东大学校长(1932-1936年,1946-1949年),时间长达八年,是国立山东大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山大校史上富有创造性、开拓性和甚孚众望的校长之一。他对山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山大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赵太侔功不可没。
但长期以来,因为他在处理学生运动中的是是非非,似乎是一个“灰色人物”。田老师在八年中,查阅了省、市档案馆等的相关原始史料,摘记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访问了一些有关人士,在不断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四易其稿,才交报纸发表,他从大量历史事实的辨析中得出结论:赵太侔在校言校,为求稳住学校秩序,在上级重重压力下(甚至名单也是上面开列的),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处理学生,造成对学生的伤害,难辞其责,但和反动当局对学生的镇压是有区别的;他一贯反对军警到学校抓捕学生,多次向军警交涉,保释被捕学生,对学生是爱护的。特别在1948年至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他和进步师生一起护校,拒绝去台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全面地历史地分析,赵太侔先生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应该给以充分肯定。由于作者对赵太侔的史料研究扎扎实实,实事求是,真实可靠,充满深情,才能得到读者的肯定,这正是传记写作的生命力所在。
文章发表后,对赵太侔校长在国立山东大学的建立、发展和建设中立下的历史功勋,做了公正的评价,使山大校史及由山大母体诞生的中国海洋大学校史更加准确、丰富、真实地记录下这位两任校长的不平凡的业绩和重要贡献。
今日海大校园(原山大校园)已屹立起赵太侔的塑像,表现了这位两任校长的奕奕神韵。他曾与前任校长杨振声一起创造了山大建校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在继任校长之后延续和发展了这一辉煌;1946年到1949年,他在第二次出任校长时期,使国立山东大学发展成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的驰名全国的综合性大学。今日的山大、海大等师生看到这位两任校长的塑像,就会备受鼓舞,弘扬传统,再创辉煌。
倾注心血写名师
田广渠是山东大学名师的“倾心者”,他倾注心血为名师们谱写光彩耀人的篇章。
华岗校长是他着墨较多的人物,他先后写了有关华岗的文章十余篇,反映他在不同历史节点上的生动形象和突出贡献,发表在《联合日报》(济南)、《党史信息报》(上海)、《梅园通讯》(南京)等报刊上。还应约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山东党史人物传》(第六卷)写了16000余字的华岗略传。这些文章的写作素材,除了依据相关史料外,很多是他亲历或访问华岗亲友所得。田老师说:“华校长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为华岗作大报告时当记录员,列席华岗主持的校委会,为送审《新山大》重要稿件出入华宅……华岗平反昭雪后,他和华岗夫人谈滨若及子女共同搜集整理华岗史料。田老师说:“令人难忘的是华岗夫人谈滨若老人,她虽年事已高,但记忆清晰,在我多年对她拜访中,她透露了华岗处变不惊、驾驭危局的诸多第一手材料,如在《新华日报》与王明的抗争,从上海周公馆撤退时的险情等,鲜活而生动,是对已有书面材料的重要补充,是我写华岗时的重要资源。”田老师在山大青岛校友会倡议编辑出版了《华岗文集》,在编辑组内负责文稿搜集和初选工作,日夜奔忙,为落实出版经费,两次去济南向山大主要领导汇报情况。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华岗文集》于1998年12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又参与编辑了《华岗纪念文集》,使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的光辉一生和重大学术贡献在新时期得到彰显和发扬。
童第周院士是我国实验胚胎学奠基人、克隆先驱,五十年代的山大副校长。在他女儿童夙明教授的帮助下,田老师搜集并细读了三种不同版本的童第周传和相关资料,同时,童夙明还为他提供了其父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包括珍贵的照片。他还先后访问了童院士的学生、助手李嘉泳等老教授。这样,就从整体上、细节上把握了童第周的形象特质,结合当年在山大时与童第周的直接接触和了解,从而写出了《童第周在青岛》(合作),发表于《名人传记》1988年第一期,同时在《青岛日报》连载。他善于从不同侧面来表现主人公,如《有朋自远方来———童第周与牛满江的科研合作》、《中国生物界的居里夫妇———童第周与叶毓芬》、《童第周的儿女们》、《童第周入盟记》、《仰望星空———拜读童第周诗作》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童老的不凡经历和性格特点,分别发表在《中国科学报》、《光明日报》、《联合日报》等报刊上,有的被收入专集。
这些文章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影响,如《中国生物界的居里夫妇———童第周和叶毓芬》,细腻、真切、生动地表现了他俩在实验室里向科学进军的日日夜夜,系统地介绍了他俩共同创造的科研成果,以及两人真诚的爱。特别那新颖、贴切、画龙点睛的标题“中国生物界的居里夫妇”,这一提法被许多报刊认同,并广为采用。
田广渠和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相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山东大学。束星北教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后到崂山月子口水库劳动,劳动结束后调到青岛医学院,两人又再次同事。“文革”中,两人同以“牛鬼蛇神”的身份在松山路校区共同打扫厕所达三年之久,可谓同命运共患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特别在束教授逝世之后,田广渠查阅了他的全部档案,访问了其子女,在社会上对束星北还较少关注,甚至“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时候,先在院报上发表了题为《束星北:科学界的一位奇才怪才》的文章,之后陆续在《山东大学报》、《名人》月刊(吉林)、《联合日报》(山东)等报刊发表了《束星北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等长篇通讯。文中,他以无限深情写了真实而不平凡的束星北,“结缘相对论,走近爱因斯坦”、“高尚师生情,钟爱李政道”,生动感人,后被收入《胡杨之魂》(《束星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海洋出版社)。束星北先生的故乡江苏邗江县派人到青岛采集束教授史料,专门访问了田广渠,取得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田老还写了国学大师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王统照、臧克家、吴富恒、罗竹凤、曾呈奎等著名学者和作家,或由山大走出来的一批医学家,如沈福彭、潘作新、穆瑞五、马贤成等,都生动感人,鼓舞人心,且为校史增加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重大事件中表现人物功勋
田老善于表现校史人物的风采,善于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表现他们的功勋。《功比泰山高——记华岗、成仿吾翻译传播<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功勋》一文,就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特色。《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前后不同时期,有六个不同译本,第一个是1920年的陈望道译本,第二个译本应是1930年的华岗译本(上海华兴书局出版),而该译本因种种原因,直到华岗去世已26年后的1998年,才在北京被学者发现。田广渠得知后,立即与华岗夫人谈滨若和华岗女儿华景杭联系,了解情况,对此写了有分量的介绍文章。之后,山大青岛校友会翻印了华岗译本《共产党宣言》。马恩著作的权威翻译家成仿吾的译本虽众所周知,但艰苦的翻译过程和成老为传播“宣言”所做的工作,却鲜为人知。华岗、成仿吾同为山东大学校长,在《功比泰山高》一文中,田广渠真切、具体、生动地写了两位校长为此做出的贡献,对学界对广大读者都有启迪作用。
为从历史事件中反映一些校史人物的作用,田老还写了中国奥运领军人物宋君复。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的2005年,田老就开始撰写原山东大学宋君复教授的奥运经历和贡献,先后发表了《宋君复与中国奥运》、《宋君复的体育理念》等,在2006年3月4日刊于《联合日报》上的《宋君复——中国最早走进奥运的领军人物》一文。作者指出:“历史在前进,距第一届雅典奥运会后36年的1932年,中国实现了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的梦想,在中国体育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而宋君复就是这“浓浓的一笔”中的领军人物。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发掘并浓墨重彩的推出宋君复,文章在多家报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海洋大学根据田老师文章中的相关记载,在大学路操场旁立石纪念,石上镌刻着“一九三六年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训练场地旧址”,使海大校园又添加了一处富含历史文化积淀的景观。
真实中见新奇 朴素中显魅力
作为一名资深校报编辑和记者,田老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他善于选取不同侧面,从真实中见新奇,用白描的手法,朴素的语言表现人物的魅力。他写了多位从山大走出来的医学教授和莘莘学子,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剖学教授沈福彭。沈教授生前为祖国医学事业和医学教育鞠躬尽瘁,死后献出骨架“站最后一班岗”,其“死而不已”的献身精神,光照千秋。他与刘温和合作写的多篇文章,用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有悬念,有细节,渐次递进,传神地刻画了主人公丰富的精神世界,感人肺腑。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之后,他又应约为《人物》月刊(2009年9月)写了《丹心一片,情洒教坛——记医学教授沈福彭》。
除专家教授之外,田老还写了一批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校友,如山大医学院1953年毕业的王贤才,虽历经坎坷,但自强不息,成为著名的医学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作者在写《王贤才与一位女死囚的新生》一文过程中,细读了他们往来的几十封信件,从中选取了最能表达内心世界的情节,用主人公有个性的语言,写了长达七千字的通讯,被《南方周末》刊发在1995年2月17日第一版上。
孜孜不倦 愈老弥坚
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进行校史研究和写作的传记作家寥若辰星,田广渠先生这种默默奉献鞠躬尽瘁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进入八十高龄之后,田老还是这样奋进着。他说:“我没有什么写作天赋,相信‘采百花才能酿佳蜜’的道理。退下来这几十年,图书馆和书店成了我的另一个家。有一次为写《山大人与中国电影事业》一文,在市图书馆查资料,从上午九点开始,一动不动坐了四个小时,站起来的时候,腿都不听使唤了,回家后老伴笑我‘坐功超群’。能获得珍贵资料,心里的满足感是难以形容的。”采访和搜集资料要付出耐心和时间,更要有钻劲。在写潘作新教授的传记文章时,他不满足现有史料,多次到图书馆翻阅早期的一些眼科学教科书和相关专著,终于在书架的最下层,找出一本泛黄的早期教科书,上面记述的“潘氏手术”和它的首创者正是潘作新。经请教眼科鞠明诚教授后,田老正式将“潘氏手术”写进潘作新传略,这是“潘氏手术”第一次见诸潘作新的史料中。
在田老书架上摆放的不少人物传记、回忆录,其中多数是有关山东大学的。多年来,他已发表了有关山东大学重要节点和著名人物的系列文稿。眼下,还有多个题目正在写作中。《山东大学报》王静编审说:“多年来,田老师以对山大对母校浓浓的深情,书写了那么多令人难忘的好文章,让无数山大人,也让我这个后生晚辈了解到山大悠久的历史和光荣传统。一直非常欣赏田老师优美洗练的文笔,对历史材料的准确把握。我从老辈人身上学到很多很多。”
(作者郭同文,195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写作教研室主任、副教授,青岛大学教授、图书馆首任馆长,中国写作学会及散文学会理事,山东散文学会及写作学会第一副会长,青岛散文学会会长,199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