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臧老克家先生
(上接第1999期F版)
第三篇 “神交”之运气
臧老平生有那么多堪称知己之交的朋友,这种情形本身就表明,他老人家是一位有上佳运气的人。上一篇说到了,他刚刚走进大学的校门,就有未识其面的文坛大家闻一多先生,为其筹划好了转系调专业的事,他也就不费吹灰之力地走上了自己希望走上的文艺人生之路。这样的运气,应该说已经够大了吧!但这仅仅是开始,当然还不算达到了顶点。更神奇的是,在他需要走出其文艺人生的决定性一步时,又有一位未识其面的高人,用其文艺巨臂,有力地拉了他一把……这位未识其面的高人,就是茅盾先生。
故事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我们的青年克家,当年还是一位沉浸于校园金色梦的无名小卒,他那部处女作诗集《烙印》的出版事宜,遇到了“比登天还难”的困局。所幸有他的“小同乡”、前辈作家王统照出手相助。结果是,统照先生为克家的诗作做鉴定人和出版人,闻一多先生作序,两人还各出二十元做出书的纸张费,并有几位同窗好友为其奔走,用这种“自印版”的办法,好歹将诗集印出来了。
当年这种所谓的“自印版”,大概就好比现时那种没有书号的书一样,得不到人们承认,更谈不上名气如何了。要想正式出版,必须经书店之手;而书店的老板习惯于看人下菜,作者若是没有“门路”,很难打通正式出版的路子。那么,这部诗集究竟是怎样出版的呢?对此,臧老回忆说:
“《烙印》自印版刚出书不久,茅盾先生、老舍先生,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月刊同一期上,发表了两篇评介文章,使我这个默默无闻的文艺学徒,一下子登上了文艺龙门。茅盾先生的文章,题目是‘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他大力赞扬了我的这本入门小书,也指出其中的二十二首诗在思想性方面的不足。茅盾先生评价我的这本诗,实际上也是有感而发。第一,他感慨于‘……很可以想起这部诗集曾经遭受了书店老板的白眼,在这年头儿,一位青年诗人的第一本诗集要找个书店承印,委实不容易呵!’他在文章中赞许了这本诗集里没有一首诗描写女人的‘酥胸玉腿’,甚至没有一首诗‘歌颂恋爱’,‘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茅盾先生对新诗的意见和他对当时诗歌界的不正之风的批评。尤其使我为之心折的是关于《神女》诗的评论。……对这首小诗以及它的作者做了大力赞扬,使我感动,认为是知心!……”
这就是青年克家在并未面识茅盾先生其人,却赖有茅盾先生的提携而登上文艺龙门的故事。对于此等为时下的人很难想象的好事,许多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人家臧公有此等好运,那是他老辈上修来的福分哪!”的的确确,对青年克家来说,此等有神仙般高人出手相助的事情,说是他人生路上钟神秀的造化,并不为过。因为此等好事,不可能是“利益均沾”的,一定还有不少人希望有这种好事,却未必成功。
不过,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不可以把这种运气做出神化的解释。人们做成了某件事,有幸得到外力帮助,这是常常发生的。某些情况下,外力的帮助,会起到了不起的作用。但不管外力的作用大到何种程度,个人的努力永远是变化的根据。就青年克家得到茅盾先生之相助而登上文艺龙门这件事来说,外力的作用大到难以拿常人的眼光可以解释的程度;但同时要看到,在此事出现的十年之前,青年克家已经企仰于郭老,追随郭老如“女神”一尊,以传承郭老的学脉为荣。随后,他又师承一多先生,在他身上,郭、闻两位大师的学脉呈现出合为一流之势,他的诗作,你就很难分清,哪一句出自“郭”门,哪一句出自“闻”家。
可想而知,在青年克家身上,有着郭、闻两大名门的学脉基因;而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处女作的水平,茅盾先生自然是不会看走眼的。就是这样,青年克家在茅盾先生的奖掖下,得以像张开翅膀的鸟儿一样尽情地翱翔。三年之后,即一九三六年,他出版了新的长诗《自己的写照》。好事成双。又是茅盾先生以《叙事诗的前途》为题,评论克家和田间的两首长诗。这个评论的意义之所以非同小可,盖因茅盾先生是大作家,又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他的评论,对于“五四”以来的许多老作家、中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作品,发生了很大影响,乃至于成为定论。况且,茅盾先生是凭作者的作品而定文艺上的地位,而不是以作者的地位定其文艺地位,因而他的评论有恒久的效力。
青年克家的作品,先后两次得到茅盾先生的评论,这个运气够大了吧!然而,有谁能够想到,在整个三十年代,茅盾先生之对于克家,竟然只是识其作品而未识其人的关系,即是克家先生常说到的那种“神交”关系。对于他们这种别有情趣的友谊,其境界究竟高在何处,倒是很值得研究研究的。直至一九四二年,克家先生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终于在茅盾先生直接关怀下,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才告别了以往那种“神交”方式。
无可讳言,克家先生对茅盾先生的企仰之情该有多么深呵!他多么盼望,茅盾先生能够长命百岁呀!可是,只能怨老天不作美。“文革”灾难刚过去,许多大事要他支撑,他竟然一病不起了。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得知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克家先生的心慌乱了一天,他一个人坐在窗前,默然地、静静地、呆呆地流着眼泪,几十年的往事兜上心来。晚上,他把九年来茅盾先生的来信翻阅整理了一下,一共六十九封。这些信封里,装满了已成陈迹的往事,装满了真挚的感情。十天后,即一九八一年四月八日,他开始写《往事忆来多——沉痛悼念茅盾先生》一文,未及开头,先写下了两句悲情万种的感言:“古今最仓然伤神的事,莫过于把笔撰写悼念亲友的文章了。更何况已届暮年,挥老泪,痛悼自己崇敬而又亲切的前辈———茅盾先生!”这篇万字有余的长文完稿之后,过了十一年,即一九九二年九月,先生作了修订。又过了八年,即二零零零年八月,作了再修订。克家先生以其在文中消耗的大量心血,见证了他和茅盾先生的纯真友情。
常常听到有个说法:“于细微处见真情。”文中写到了许多人们很难想到的细微之处;而正是那些细微之处,更叫人感慨其知己之谊的天长地久。文中写道:
“茅盾先生是我的师长。我这个一九三三年登上文坛的‘青年诗人’,是由于他的奖掖。他比我大十岁,不论学识、年龄,都是我的长者。但是茅盾先生决不以老资格自居,见了面,平辈似的,态度和蔼,无话不谈。有时甚至还开开玩笑,成为忘年之交。写信时,也是称‘兄’时多,称‘同志’时少,这种亲切的表示,我心中明白。”这里的“明白”二字意在表示,真正的友情,不一定都是当面说出来,有时候藏在心里更好。
茅盾先生是大作家,谈书论诗的事少不了。一次,克家先生将一首题为“抒怀”的绝句寄给茅盾先生请求赐教,诗曰:
自沐朝辉意蓊茏,休凭白发便呼翁。
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
茅盾先生回信说:“尊诗‘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令我神往而艳羡。兄之豪情胜概,诗思潮涌,胜似青年,还有什么‘还’的?此两字倘易一字,易‘狂’为‘愁’,则正适合我的现状。不胜感慨,匆此,并祝诗兴越旺。”这样的交流表示,克家先生用这种方式讨教于先生,其典雅趣味现于纸上。
作为大诗人的克家先生,经常抄一些前辈、同辈的诗给茅盾先生看,这当然为先生所喜悦。某一天,茅盾先生在回信中谈到对自己文艺人生的反思,竟然发了一通感慨,信中说:“五四前,我是完全埋头于线装书的,追求博览,成了个‘杂家’;其实,一无所得,盖亦‘云水茫茫未得珠’也。五四后,涉猎欧洲近代文学,又读马列,然而都不深入,及今既老,悔之无及。”
此信中引用的“云水茫茫未得珠”一句,源自胡绳同志致克家的一首诗。茅盾先生借用克家抄给他看的这个句子,大发人生之感慨,可谓妙甚!同时,茅盾先生这些话虽说是向克家诉说衷情,但心有灵犀的克家先生,却从文中悟出了深刻的教益,并在其文中写道:
“请看,这话多真实,多动人!不但可以窥见茅盾先生勤学苦读的精神,其中还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教育意义呵!请文艺、学术界的同志们,三复斯言!学习茅盾先生的这种治学精神,谦虚品德。”
最后,我把克家老挥泪写成的、作为他那篇悼念文字的结束的一首诗移在这里:
年华半百瞬间过,每忆生平感慨多。文场堂堂军旅盛,将星陡落泪滂沱。
第四篇 “忘年”之交情
在克家先生的众多师友中,除了前面说的郭老、茅盾和一多先生,年岁长于他的、称之为忘年之交的,还有其他好多位。那么,这另一些忘年之友,又各自以怎样的异彩呈现其特有风格呢?
第一位当然要数叶老叶圣陶先生了。
叶老和王统照、朱自清先生,都是“五四”时期志同道合的老友。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就是由他们几位共同发起的。四十年代初,克家先生与叶老相识于重庆。从一九四六年起,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他们之间是以一种“传递消息,互通情报,相濡以沫,内心温暖”的方式进行文艺工作的。解放以后,叶老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克家先生做编审工作,有了较多见面的机会。
一九八一年十月,克家先生以“秋思寄叶老”为题,写了两则简短而精妙的文字并一首诗。前一则文字高度评价了叶老“宏富”的著作成就和“声誉隆盛”的教育事业。第二则写叶老对他的影响之大,概括为“近四十载,得接謦欬,熏陶潜默,益我良多”十六个字。当我读到此处时,“謦欬”二字引起了思索,以至于回味了好几天,末了做出了一种未必完全确当的理解。如果把我的理解用克家先生的口吻表达出来的话,似应是:“和叶老在一起,感觉特别亲切和随便。从叶老那些带着幽默玩笑的话语里,我是不知不觉地受到了熏陶,真是受益多多呵!”
克家先生在此选用了“謦欬”二字,这既表现出他作为文学大家的匠心所在,也从中看出他对叶老的敬慕之深。次年三月,克家先生写了《昆仑飞雪到眉梢———记叶圣陶先生》一文。文中写到叶老那敦厚诚朴之为人,短短的几句话,便令我肃然起敬,文中写道:
“去拜望他,说到他的好处,他总是温和而含笑地高声说:‘不敢当!不敢当!’辞别时,他一定亲自下楼相送,近九十度的一鞠躬。这不能做客套看,这是叶老的先生之风。”
文中关于叶老的美德的评述,堪称之为经典:
“‘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兼而有之。叶老待人宽厚,即之也温。叶老为人善良,友朋皆知。
叶老千顷茫茫,虚怀若谷。
去年十月,秋风瑟瑟,思绪萦怀,吟成一绝,寄赠叶老,题为《秋思》:
道德文章两轶伦,一声叶老觉温馨。高峰挺秀标当世,百岁期颐笑古人。
第一天发信,第三天回信到了,说:‘诗首句及末二句,决不敢当!’话语无多,态度坚决。我只好将首句改为‘道德文章海内钦’;将第三句的‘高峰’改为‘云峰’,信上说明这是就年令说的,他这才勉强同意,在《诗刊》上发表。”
读到这儿,我的思绪亦如缕丝,心想:克家先生以叶老为师,而令自己成为做人的楷模。今日有幸读到克家先生的这组文字,乃是我此生之一大幸矣。
接下去,该说说克家先生与王统照先生的忘年之友情了。
王统照,字剑三。他作为前辈学者、作家,因其与克家先生是小同乡———山东省诸城人,而格外拉近了距离。一九二四年,在济南师范读书的克家,参加了一次讲演会,他第一次看见在台子上担任翻译的剑三,那“少年英俊”的形象,令他“不胜钦佩和羡慕”。一九二九年,克家始在青岛成为剑三先生的座上客。还有,剑三先生写出一笔为侪辈诸友所赞美的好字,而为克家倍加称颂。
克家先生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完成,一九九二年九月修订的《剑三今何在?》的缅怀文章,痛切地记述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情,文中写道:
“剑三很看重友谊,真诚待人,给人以温暖,如陈年老酒,越久越觉得情谊醇厚。对我这个后进,鼓励,扶掖,不遗余力。我的第一本诗集,他是鉴定者,资助者,又做了它的出版人。没有剑三就不大可能有这本小书的问世,这么说也不为过。”可想而知,因为克家先生把这份友情看得重而又重,他觉得只有日久天长地守护下去,才不枉做人的本分。唯其如此,当剑三先生不幸过早逝世之后,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对这位“尊敬的长者,亲密的朋友,怀念之情,无时或已”。
解放以后,剑三一直在济南工作。因相隔两地,有时相互看望,但写信是主要的交流方式。关于剑三先生对写信这种方式用心到何种程度,文中有如下记述:
“剑三工作繁重,但和我通信极勤,几乎每周必有,有必厚。大事小节,均形之于字句,字体极小,不论用钢笔还是毛笔,都写得工整娟秀,读了令人心快眼明,可惜这多至百封的信,经过‘文化大革命’已荡然无存了!”他们二人的这种通信方式,也堪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了。试想,现在象他们这样动辄“形之于字句”者,还能有几人呢!
剑三先生体质本来就弱。他的气管炎症,每到冬日,就要大发作一场,等于过一次鬼门关。克家先生每次去信,总劝其珍惜生命,但他最终还是累死在工作上。《剑三今何在?》文中写下了这段令他万分悲痛的时刻: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我正在文联大礼堂开会,一位同志递了个小条给我,上面写着:‘王统照先生已于昨日凌晨在济南逝世。’这个噩耗,其实对我不是什么意外了。……然而,当这张小条子递到我手里时,这个意中的消息却成了意外的了。它给了我沉重的一击!我半道退出了会场,跑回家去,忍不住号啕大哭!写到这里,我泪珠成串,双眼模糊了。”
此情此景,天地草木皆为之动容,况吾辈人乎!
我流着老泪读到这儿,心想:克家先生那成串的泪水里一定有浓于水的骨血,故尔感人至深。
(未完待续)
血色情怀——捧读《友情和墨香》感怀(中)
(上接第1999期F版)
第三篇 “神交”之运气
臧老平生有那么多堪称知己之交的朋友,这种情形本身就表明,他老人家是一位有上佳运气的人。上一篇说到了,他刚刚走进大学的校门,就有未识其面的文坛大家闻一多先生,为其筹划好了转系调专业的事,他也就不费吹灰之力地走上了自己希望走上的文艺人生之路。这样的运气,应该说已经够大了吧!但这仅仅是开始,当然还不算达到了顶点。更神奇的是,在他需要走出其文艺人生的决定性一步时,又有一位未识其面的高人,用其文艺巨臂,有力地拉了他一把……这位未识其面的高人,就是茅盾先生。
故事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我们的青年克家,当年还是一位沉浸于校园金色梦的无名小卒,他那部处女作诗集《烙印》的出版事宜,遇到了“比登天还难”的困局。所幸有他的“小同乡”、前辈作家王统照出手相助。结果是,统照先生为克家的诗作做鉴定人和出版人,闻一多先生作序,两人还各出二十元做出书的纸张费,并有几位同窗好友为其奔走,用这种“自印版”的办法,好歹将诗集印出来了。
当年这种所谓的“自印版”,大概就好比现时那种没有书号的书一样,得不到人们承认,更谈不上名气如何了。要想正式出版,必须经书店之手;而书店的老板习惯于看人下菜,作者若是没有“门路”,很难打通正式出版的路子。那么,这部诗集究竟是怎样出版的呢?对此,臧老回忆说:
“《烙印》自印版刚出书不久,茅盾先生、老舍先生,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月刊同一期上,发表了两篇评介文章,使我这个默默无闻的文艺学徒,一下子登上了文艺龙门。茅盾先生的文章,题目是‘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他大力赞扬了我的这本入门小书,也指出其中的二十二首诗在思想性方面的不足。茅盾先生评价我的这本诗,实际上也是有感而发。第一,他感慨于‘……很可以想起这部诗集曾经遭受了书店老板的白眼,在这年头儿,一位青年诗人的第一本诗集要找个书店承印,委实不容易呵!’他在文章中赞许了这本诗集里没有一首诗描写女人的‘酥胸玉腿’,甚至没有一首诗‘歌颂恋爱’,‘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茅盾先生对新诗的意见和他对当时诗歌界的不正之风的批评。尤其使我为之心折的是关于《神女》诗的评论。……对这首小诗以及它的作者做了大力赞扬,使我感动,认为是知心!……”
这就是青年克家在并未面识茅盾先生其人,却赖有茅盾先生的提携而登上文艺龙门的故事。对于此等为时下的人很难想象的好事,许多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人家臧公有此等好运,那是他老辈上修来的福分哪!”的的确确,对青年克家来说,此等有神仙般高人出手相助的事情,说是他人生路上钟神秀的造化,并不为过。因为此等好事,不可能是“利益均沾”的,一定还有不少人希望有这种好事,却未必成功。
不过,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不可以把这种运气做出神化的解释。人们做成了某件事,有幸得到外力帮助,这是常常发生的。某些情况下,外力的帮助,会起到了不起的作用。但不管外力的作用大到何种程度,个人的努力永远是变化的根据。就青年克家得到茅盾先生之相助而登上文艺龙门这件事来说,外力的作用大到难以拿常人的眼光可以解释的程度;但同时要看到,在此事出现的十年之前,青年克家已经企仰于郭老,追随郭老如“女神”一尊,以传承郭老的学脉为荣。随后,他又师承一多先生,在他身上,郭、闻两位大师的学脉呈现出合为一流之势,他的诗作,你就很难分清,哪一句出自“郭”门,哪一句出自“闻”家。
可想而知,在青年克家身上,有着郭、闻两大名门的学脉基因;而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处女作的水平,茅盾先生自然是不会看走眼的。就是这样,青年克家在茅盾先生的奖掖下,得以像张开翅膀的鸟儿一样尽情地翱翔。三年之后,即一九三六年,他出版了新的长诗《自己的写照》。好事成双。又是茅盾先生以《叙事诗的前途》为题,评论克家和田间的两首长诗。这个评论的意义之所以非同小可,盖因茅盾先生是大作家,又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他的评论,对于“五四”以来的许多老作家、中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作品,发生了很大影响,乃至于成为定论。况且,茅盾先生是凭作者的作品而定文艺上的地位,而不是以作者的地位定其文艺地位,因而他的评论有恒久的效力。
青年克家的作品,先后两次得到茅盾先生的评论,这个运气够大了吧!然而,有谁能够想到,在整个三十年代,茅盾先生之对于克家,竟然只是识其作品而未识其人的关系,即是克家先生常说到的那种“神交”关系。对于他们这种别有情趣的友谊,其境界究竟高在何处,倒是很值得研究研究的。直至一九四二年,克家先生从抗日前线来到重庆,终于在茅盾先生直接关怀下,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才告别了以往那种“神交”方式。
无可讳言,克家先生对茅盾先生的企仰之情该有多么深呵!他多么盼望,茅盾先生能够长命百岁呀!可是,只能怨老天不作美。“文革”灾难刚过去,许多大事要他支撑,他竟然一病不起了。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得知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克家先生的心慌乱了一天,他一个人坐在窗前,默然地、静静地、呆呆地流着眼泪,几十年的往事兜上心来。晚上,他把九年来茅盾先生的来信翻阅整理了一下,一共六十九封。这些信封里,装满了已成陈迹的往事,装满了真挚的感情。十天后,即一九八一年四月八日,他开始写《往事忆来多——沉痛悼念茅盾先生》一文,未及开头,先写下了两句悲情万种的感言:“古今最仓然伤神的事,莫过于把笔撰写悼念亲友的文章了。更何况已届暮年,挥老泪,痛悼自己崇敬而又亲切的前辈———茅盾先生!”这篇万字有余的长文完稿之后,过了十一年,即一九九二年九月,先生作了修订。又过了八年,即二零零零年八月,作了再修订。克家先生以其在文中消耗的大量心血,见证了他和茅盾先生的纯真友情。
常常听到有个说法:“于细微处见真情。”文中写到了许多人们很难想到的细微之处;而正是那些细微之处,更叫人感慨其知己之谊的天长地久。文中写道:
“茅盾先生是我的师长。我这个一九三三年登上文坛的‘青年诗人’,是由于他的奖掖。他比我大十岁,不论学识、年龄,都是我的长者。但是茅盾先生决不以老资格自居,见了面,平辈似的,态度和蔼,无话不谈。有时甚至还开开玩笑,成为忘年之交。写信时,也是称‘兄’时多,称‘同志’时少,这种亲切的表示,我心中明白。”这里的“明白”二字意在表示,真正的友情,不一定都是当面说出来,有时候藏在心里更好。
茅盾先生是大作家,谈书论诗的事少不了。一次,克家先生将一首题为“抒怀”的绝句寄给茅盾先生请求赐教,诗曰:
自沐朝辉意蓊茏,休凭白发便呼翁。
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
茅盾先生回信说:“尊诗‘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令我神往而艳羡。兄之豪情胜概,诗思潮涌,胜似青年,还有什么‘还’的?此两字倘易一字,易‘狂’为‘愁’,则正适合我的现状。不胜感慨,匆此,并祝诗兴越旺。”这样的交流表示,克家先生用这种方式讨教于先生,其典雅趣味现于纸上。
作为大诗人的克家先生,经常抄一些前辈、同辈的诗给茅盾先生看,这当然为先生所喜悦。某一天,茅盾先生在回信中谈到对自己文艺人生的反思,竟然发了一通感慨,信中说:“五四前,我是完全埋头于线装书的,追求博览,成了个‘杂家’;其实,一无所得,盖亦‘云水茫茫未得珠’也。五四后,涉猎欧洲近代文学,又读马列,然而都不深入,及今既老,悔之无及。”
此信中引用的“云水茫茫未得珠”一句,源自胡绳同志致克家的一首诗。茅盾先生借用克家抄给他看的这个句子,大发人生之感慨,可谓妙甚!同时,茅盾先生这些话虽说是向克家诉说衷情,但心有灵犀的克家先生,却从文中悟出了深刻的教益,并在其文中写道:
“请看,这话多真实,多动人!不但可以窥见茅盾先生勤学苦读的精神,其中还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教育意义呵!请文艺、学术界的同志们,三复斯言!学习茅盾先生的这种治学精神,谦虚品德。”
最后,我把克家老挥泪写成的、作为他那篇悼念文字的结束的一首诗移在这里:
年华半百瞬间过,每忆生平感慨多。文场堂堂军旅盛,将星陡落泪滂沱。
第四篇 “忘年”之交情
在克家先生的众多师友中,除了前面说的郭老、茅盾和一多先生,年岁长于他的、称之为忘年之交的,还有其他好多位。那么,这另一些忘年之友,又各自以怎样的异彩呈现其特有风格呢?
第一位当然要数叶老叶圣陶先生了。
叶老和王统照、朱自清先生,都是“五四”时期志同道合的老友。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就是由他们几位共同发起的。四十年代初,克家先生与叶老相识于重庆。从一九四六年起,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他们之间是以一种“传递消息,互通情报,相濡以沫,内心温暖”的方式进行文艺工作的。解放以后,叶老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克家先生做编审工作,有了较多见面的机会。
一九八一年十月,克家先生以“秋思寄叶老”为题,写了两则简短而精妙的文字并一首诗。前一则文字高度评价了叶老“宏富”的著作成就和“声誉隆盛”的教育事业。第二则写叶老对他的影响之大,概括为“近四十载,得接謦欬,熏陶潜默,益我良多”十六个字。当我读到此处时,“謦欬”二字引起了思索,以至于回味了好几天,末了做出了一种未必完全确当的理解。如果把我的理解用克家先生的口吻表达出来的话,似应是:“和叶老在一起,感觉特别亲切和随便。从叶老那些带着幽默玩笑的话语里,我是不知不觉地受到了熏陶,真是受益多多呵!”
克家先生在此选用了“謦欬”二字,这既表现出他作为文学大家的匠心所在,也从中看出他对叶老的敬慕之深。次年三月,克家先生写了《昆仑飞雪到眉梢———记叶圣陶先生》一文。文中写到叶老那敦厚诚朴之为人,短短的几句话,便令我肃然起敬,文中写道:
“去拜望他,说到他的好处,他总是温和而含笑地高声说:‘不敢当!不敢当!’辞别时,他一定亲自下楼相送,近九十度的一鞠躬。这不能做客套看,这是叶老的先生之风。”
文中关于叶老的美德的评述,堪称之为经典:
“‘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兼而有之。叶老待人宽厚,即之也温。叶老为人善良,友朋皆知。
叶老千顷茫茫,虚怀若谷。
去年十月,秋风瑟瑟,思绪萦怀,吟成一绝,寄赠叶老,题为《秋思》:
道德文章两轶伦,一声叶老觉温馨。高峰挺秀标当世,百岁期颐笑古人。
第一天发信,第三天回信到了,说:‘诗首句及末二句,决不敢当!’话语无多,态度坚决。我只好将首句改为‘道德文章海内钦’;将第三句的‘高峰’改为‘云峰’,信上说明这是就年令说的,他这才勉强同意,在《诗刊》上发表。”
读到这儿,我的思绪亦如缕丝,心想:克家先生以叶老为师,而令自己成为做人的楷模。今日有幸读到克家先生的这组文字,乃是我此生之一大幸矣。
接下去,该说说克家先生与王统照先生的忘年之友情了。
王统照,字剑三。他作为前辈学者、作家,因其与克家先生是小同乡———山东省诸城人,而格外拉近了距离。一九二四年,在济南师范读书的克家,参加了一次讲演会,他第一次看见在台子上担任翻译的剑三,那“少年英俊”的形象,令他“不胜钦佩和羡慕”。一九二九年,克家始在青岛成为剑三先生的座上客。还有,剑三先生写出一笔为侪辈诸友所赞美的好字,而为克家倍加称颂。
克家先生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完成,一九九二年九月修订的《剑三今何在?》的缅怀文章,痛切地记述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情,文中写道:
“剑三很看重友谊,真诚待人,给人以温暖,如陈年老酒,越久越觉得情谊醇厚。对我这个后进,鼓励,扶掖,不遗余力。我的第一本诗集,他是鉴定者,资助者,又做了它的出版人。没有剑三就不大可能有这本小书的问世,这么说也不为过。”可想而知,因为克家先生把这份友情看得重而又重,他觉得只有日久天长地守护下去,才不枉做人的本分。唯其如此,当剑三先生不幸过早逝世之后,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对这位“尊敬的长者,亲密的朋友,怀念之情,无时或已”。
解放以后,剑三一直在济南工作。因相隔两地,有时相互看望,但写信是主要的交流方式。关于剑三先生对写信这种方式用心到何种程度,文中有如下记述:
“剑三工作繁重,但和我通信极勤,几乎每周必有,有必厚。大事小节,均形之于字句,字体极小,不论用钢笔还是毛笔,都写得工整娟秀,读了令人心快眼明,可惜这多至百封的信,经过‘文化大革命’已荡然无存了!”他们二人的这种通信方式,也堪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了。试想,现在象他们这样动辄“形之于字句”者,还能有几人呢!
剑三先生体质本来就弱。他的气管炎症,每到冬日,就要大发作一场,等于过一次鬼门关。克家先生每次去信,总劝其珍惜生命,但他最终还是累死在工作上。《剑三今何在?》文中写下了这段令他万分悲痛的时刻: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我正在文联大礼堂开会,一位同志递了个小条给我,上面写着:‘王统照先生已于昨日凌晨在济南逝世。’这个噩耗,其实对我不是什么意外了。……然而,当这张小条子递到我手里时,这个意中的消息却成了意外的了。它给了我沉重的一击!我半道退出了会场,跑回家去,忍不住号啕大哭!写到这里,我泪珠成串,双眼模糊了。”
此情此景,天地草木皆为之动容,况吾辈人乎!
我流着老泪读到这儿,心想:克家先生那成串的泪水里一定有浓于水的骨血,故尔感人至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