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社会性与自主性的契合
就宏观而言,科学具有两种基本属性:一是科学的社会性,即,科学与社会处于永恒的互动关系之中,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条件的支撑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也必定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科学是一个由科学共同体组成的社会体制,有着自己特殊的行为规范、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二是科学的自主性,即科学固有一定本性、一定自我发展的能力、一定体制运行规则、一定知识内在发展逻辑和发展趋向等;同时,科学家享有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的自由。鉴于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对于科学的存在和发展所具有的根本性,可以认为,所谓发展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好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
应当说,20世纪的科学社会学尤其是默顿科学社会学,在关于科学的社会性、科学的自主性以及二者契合的认识方面,为人们贡献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客观分析和有选择地继承这笔精神财富,不论是对于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提高大众现代科学意识,为科技政策的制订提供更扎实的理论基础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科学的社会性研究方面,默顿学派的主要贡献是:(1)首次提出并阐发了科学体制内部微观社会因素与科学知识进步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科学的社会规范、奖励制度和评价系统等,相对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家个体,是科学体制内部的微观社会因素,它们与科学知识发展之间有互动。如,科学的社会规范是通过清除科学活动各个环节上个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科学的侵蚀,而对科学知识的增长有促进作用等。(2)就宏观社会因素影响科学发展的机制问题进行了有一定创造性的研究。通过经验研究证明了17世纪清教伦理在近代科学的体制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从而对科学发展的经济决定论有所矫正;同时,通过经验研究初步界定了经济、军事和技术等宏观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作用的性质、范围和限度。默顿学派的主要缺陷是:否认与排斥科学知识的社会性,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在这方面,SSK(科学知识社会学)对默顿学派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发表了大量矫枉过正式的观点。
在科学自主性研究方面,默顿学派的主要贡献是:创造性地提出并阐发了科学界的社会规范,以及科学奖励制度和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等科学运行的机制,有力地从科学体制角度揭示了科学的自主性。认为科学所固有的一套以普遍主义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一种以“同行承认”为实质的奖励制度,一种主要由精英科学家自发组成的无形学院的内部互动为核心的学术交流方式,一种以少量精英科学家为顶、大量普通科学家为底和腰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体系等,既是科学体制内部科学共同体最切近的微观社会环境,也是科学体制与宏观社会环境之间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体制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因而相对于宏观社会环境,它们是科学体制的自主性。此外,默顿学派还把科学家在基础研究领域享有充分自由的问题视为科学自主性的核心,研究了威胁或扼杀科学自主性的社会条件问题等。默顿学派的主要缺陷是:在科学自主性上的普遍主义诉求,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因此,它关于科学界的社会规范和科学界的运行机制的研究结论有较浓厚的理想化色彩,与生动活泼的科学实践有点相脱离。
在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的自主性关系方面,默顿学派的主要贡献是:从多重发现现象和科学天才理论等角度有力地论证了科学发展是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自主性相契合的观点。一切发现原则上都是现实的和潜在的多重发现这一事实表明,一旦科学发现所需要的科学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得到满足,它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天才科学家较之普通科学家往往更多地涉及多重发现的现象表明,对于科学发现,科学家天才的作用十分有限,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科学内部需要和外部需要的契合。这一点同样有力地论证了科学发展是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自主性相契合的观点。但遗憾的是,默顿学派对科学发展是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自主性相契合观点的论述尚嫌单薄,对二者契合的根据和形式等问题不甚了了。
默顿学派关于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契合的研究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其中,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1、从精神气质分析入手是研究科学与文化关系的有效方法论武器。
在研究科学与清教的关系时,默顿首先从分析二者的精神气质入手,然后对二者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进行比较,继而对于这种一致性从经验事实上给予验证,最后得出清教对于科学具有正面作用的结论。其中,默顿在辨认清教精神气质上的做法值得注意。默顿认为,清教的精神气质应当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清教主义中去寻找,然而,“能够剔理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清教教义的资料来源,并不是那些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并无直接影响的深奥的神学论著,而是各种良心决断[是非]案例、布道演讲和类似的针对着个人实际行为的劝世言论的汇编”。因为正是这些通俗的流行宗教材料而非高深的神学著作,渗透着信仰者们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所以,默顿最终充分利用了被誉为“历史上清教徒的最好的代表人物”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基督教指南》这一“实用神学和良心决疑案例总汇”。
精神气质既是科学的根本,也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的根本。科学与其他文化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致和差异支配着科学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的关系。换言之,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必定能够在双方的精神气质那里找到根源。只有真正弄清双方精神气质上的异同,也才能从根本上透彻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例如,当我们在讨论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科学与道教的关系、科学与佛学的关系、科学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以及科学与其他任何一种具体文化的关系时,从精神气质分析入手,都将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论武器。
2、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
重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既是默顿学派关于科学的社会性、自主性及二者关系研究的特点,也是默顿学派整个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特点。在默顿学派关于科学的社会性、自主性及二者关系的研究中,诸如基于17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历史而对默顿命题的研究,基于科学家科学研究活动的实践而对科学规范和科学奖励制度的研究,基于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大面积采访以及科学家的日记、信函和传记材料而对马太效应的研究,基于对多重发现和天才科学家的分析而对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的自主性关系的研究等等,都突出地说明了默顿这位擅长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先生”在科学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是非常重视经验研究的。
通常认为,哲学研究是思辨性的。它主要依靠从先验观念出发,逻辑地推演概念和命题,并形成理论。因此,不少科技哲学学者热衷于逻辑推演普适性命题和构建所谓理论体系,而相对忽视甚至排斥经验研究。默顿学派的成功经验表明,必须高度重视经验研究对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尽管从经验中无法归纳出理论,但可以肯定地说,经验不仅能够对理论发挥证明和检验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激发新的理论猜想,对已有理论予以重塑、转变和澄清。
总之,既不能把科技哲学研究沦为单纯的经验研究,以免使研究成果囿于描述性说明而缺乏必要的理论高度,也不能脱离经验研究而使研究成果变得空洞无物、游谈无根。应当学习默顿学派的榜样,把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重视通过经验研究首先建立适用于特定范围的中层理论,然后以中层理论为基础,逐步建立起更一般的概念框架,汇聚各种具体理论,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